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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步机:论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核:苏区干部好作风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16-05-23 * 浏览 : 305

    论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核:苏区干部好作风[①]

     

    凌步机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查研究,求真务实;关心群众,执政为民;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模范带头,争创一流”之内涵是构成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核。苏区干部好作风与苏区精神,都是中国革命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人文道德和精神血脉的传承和发扬,是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一座彪炳千秋的丰碑。在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新时期,大力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优良的党风是党自身建设题中应有之义。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局部范围内的执政党。这一时期的“苏区干部”,不仅包括广大的党员干部,还包括广大的非党员干部。“苏区干部好作风”山歌赞颂的是全体苏区干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已经成为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优良作风,受到了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赞誉。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苏区时期党风和干部作风建设取得的这一辉煌成绩,值得大书特书,亟需史学工作者和党建工作者们深入研究。

    一、“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丰富内涵

    笔者认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丰富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是苏区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种作风,也就是我们党历来倡导和坚持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

    毛泽东是这一优良作风的最早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早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就深入于安源矿区,穿行在湘江两岸,调查了解工人、农民状况,指导开展工人运动和农******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的不朽篇章。1927年秋收暴动引兵井冈山之后,他又作了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在领导中央苏区斗争过程中,他更是利用战争的空隙时间,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大量农村调查。每一次调查,毛泽东都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他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都是我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②]每一次调查,他都认真做好准备,与被调查对象交知心朋友,千方百计让群众讲真话,讲心里话,所以每次调查他都能获得真实的第一手材料。1930年5月,他在作“寻乌调查”之后,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即著名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文章深刻阐述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③]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④]。而“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⑤]他大声疾呼:“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⑥]“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⑦]1931年4月2日,毛泽东还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向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发出《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⑧]

    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调查,善于运用调查所得材料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从中得出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结论;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情况,调整党和红军的工作目标、计划和战略部署,引导党和红军不断战胜困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中央苏区红军第一至三次反“围剿”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根据地党和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等正确的方针政策,都是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并不断总结根据地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而制定出来的。

    除了自己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之外,毛泽东还强调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⑨]他还亲自为红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甚至亲自动手设计各种调查表格,交代调查中准确填写的注意事项。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影响下,从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兴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热潮。尤其是红军中各级政治机关,更是把调查根据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主动自觉地去完成。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以及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等一大批同志,都像毛泽东那样,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二)关心群众,执政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根本宗旨,也是党对苏区干部最根本的要求,是“苏区干部好作风”最核心的内容。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告诫苏区干部:“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⑩]

    各级苏维埃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领导苏区军民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实行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提高了生产水平,改善了人民生活。这些都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他们还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努力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比如,组织领导农民建立劳动互助社、耕田队、换工队、耕牛站、耕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帮助群众克服缺乏劳力、耕牛农具的困难,发展生产;领导群众创办各类消费合作社,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活跃苏区市场,减少私商中间盘剥,保护农民利益;大力倡导发展粮食合作社,以调剂苏区各地粮食余缺,保证苏区军民粮食供给,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等等。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表扬兴国县和上杭县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模范。长冈乡贫苦农民马荣海的房子被火烧了一间半,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工捐料,三天就帮他盖起来了。榔木乡有三四个过去当乞丐的人,到1933年夏天还很穷,缺粮没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捐米捐钱救济他们。红军家属生病有困难,长冈乡政府从消费合作社中借出本钱,组织几个群众运销粮食,赚了一些钱接济他们。车岭脑村农民刘长秀因丈夫和儿子先后当红军,家中缺少劳力而缺粮,村代表主任万必才闻讯立即背了一斗多米前往救济。兴国县长冈乡樟树塘有一座小木桥,因横栓断裂,行人过桥时会发生摇晃,乡苏主席谢昌宝就立即带领钟凤珠等人将它修好。1933年5月,上杭县上村、障云两乡发生饥荒,区苏维埃政府立即组织全区各乡粮食调剂局合力救助。像这样的例子,在苏区几乎到处都是。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能使农民深受感动。那些受够了封建地主当权者欺压剥削的贫苦农民们,得到苏维埃干部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怎么不会由衷地感叹“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11]

    正因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苏区群众才那么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这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必然结果。

    (三)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重要体现。苏区斗时期,处于战争年代,加上国民党经济封锁,物质生活艰苦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苏区干部与群众一起,艰苦与共,患难相依,经常以红薯、青菜充饥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布匹匮乏,衣着紧张,寒冬腊月,很多人身穿单衣。没有盐吃,只好发动群众收集老墙土、地脚泥,弄到锅头里熬硝盐,又苦又涩,难以下咽。长时间吃不到肉食品,菜碗里看不到油花。为了节约粮食和经费支援前线,苏区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开展轰轰烈烈的节约运动。仅1934年5月至9月,中央各部、委机关就节约经费130万元以上。为了节约经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和中央土地部副部长胡海等高级领导干部,带头不要公家发伙食费,自己从家中背米到机关吃。在他们的带动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都自觉地回家背米背菜吃。“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但是,艰苦难不倒共产党人,难不倒苏区军民。面对如此菲薄的物质生活和艰苦的斗争,全体党员、干部,全体人民群众,没有怨言,没有灰心,而是时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坚信困难一定会过去,革命一定能成功。“物到极时众必变”,“严冬过尽绽春蕾”。

    苏区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还体现在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和苏区各项事业的创建发展上。赣南、闽西本是个偏僻闭塞、经济社会落后的山区。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经过4年的艰苦奋斗,就在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地区,开辟创建了一个有8万多平方公里、450余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苏区的工农业生产、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无不是在条件极差、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各级干部,自觉地保持了廉洁奉公的优秀品格。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2]

    (四)模范带头,争创一流。苏区干部都具有争创“第一等工作”的进取精神。

    表现最突出的是兴国县苏区的干部、党员。他们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奋力拼搏,在扩大红军、支援前线、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推销公债、粮食动员、合作社运动、节约运动、生产运动和教育工作等十个方面,都成为苏区的模范,成为苏区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典型。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表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13]

    毛泽东还题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字,赠送给兴国的同志们,以资鼓励。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的干部,都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成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14],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特别表扬。毛泽东号召全苏区都要向这些先进典型学习,“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15]

    除了模范兴国县、模范长冈乡和才溪乡外,中央苏区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各方面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先进模范。它们中有:扩红模范瑞金县,春耕模范瑞金武阳区和石水乡,模范消费合作社——瑞金壬田区消费合作社、兴国上社区消费合作社、瑞金武阳区石水乡消费合作社、胜利县消费合作社、上杭县才溪区消费合作社,模范党支部——兴国县高兴区黄岭乡党支部、胜利县平安区党支部,等等。

    苏区的党员干部,在各项工作中都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处处为群众作出表率。以扩大红军为例。1932年10月20日至12月20日两个月内,据于都、宁都、兴国等9个县统计,报名参加红军的共有8977人,其中党团员就有4133名,占总数的48%。1933年5月,兴国县模范师5600余人集体报名参加红军上前线。这个轰动全中央苏区的先进典型,就是在该师党团员和各级干部的带动下涌现出来的。到了1934年春夏间,由于前线反“围剿”战争形势日益紧张,红军急需大量兵员补充,可是后方的青壮年却越来越少,扩大红军工作遇到了困难。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扩大红军任务,带动群众参军,于都、瑞金等县有不少区、乡党政组织的全体党员、干部,都集体报名参加红军,上级党组织不得不动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留在地方工作。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各县都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报名当红军的动人情景。瑞金县下肖区还有一家8兄弟全部都参加了红军。在支援前线、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发展生产、购买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创办合作社等等方面,苏区党员干部无不走在前头,为群众做表率。兴国县苏区党员干部创造了“十带头”的好风尚,即: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

    上面所述就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丰富内涵。不可否认,中央苏区时期,党内和一部分苏区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浪费等不良作风。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讥讽毛泽东等所倡导的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对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干部给以批判打击。他们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照搬照套苏俄经验和做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推行一整套“左”倾错误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央苏区斗争受到严重影响,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不良作风,并不能代表苏区干部作风的全部,也不是苏区干部作风的主流,它只是一段时期内、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即使是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严重的同志,也同样与广大干部一样艰苦节俭,值得赞许。苏区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浪费等不良风气,最终还是被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苏区干部的好作风所战胜。

    二、“苏区干部好作风”得以形成的原因

    要大力宣传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就必须研究苏区干部好作风为什么能在中央苏区这块红色土壤中孕育形成。笔者以为,苏区干部好作风得以在中央苏区这块红色土壤中孕育形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苏区干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无产阶级价值观、人生观的牢固树立,使好作风的形成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精神支柱。苏区各级党组织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逐步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树立起为人类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苏区党组织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化的主义就是要把自己溶化在无产阶级中,无产阶级的利害(益)就是自己的利害(益),绝对无个人利益,要与无产阶级同样生活,要说无产阶级痛苦,如自己痛苦一样,应该(使)自己的思想行动,都成了无产阶级思想行动”[16]。苏区党员、干部都知道,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就意味着不能为自己谋私利,而应为穷人谋利益;为了革命,为了群众,为了苏维埃,每个党员、干部要随时准备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广大党员、干部由于灵魂不断得到净化, 他们虽然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妻儿老小,也有个人利益,但是他们头脑中所想的,首先是革命的利益,是群众,是工作,而对个人的利益考虑甚少;每当个人利益与革命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时,都能自觉地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革命事业,宁愿牺牲个人利益,也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种崇高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在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发出耀眼的火花。

    (二)苏区干部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使好作风的形成获得深厚传统文化的支撑。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勤劳、朴素、善良、诚实、忠于职守、克己奉公、乐于助人的美德。中国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是民族的精英。他们在变革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革命洪流中,对反动腐朽的传统制度、陈腐观念和习俗深恶痛绝,敢于将它们砸得粉碎。但是,他们并不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只是摒弃民族传统中的腐朽思想和陈规陋习,而将民族美德和优良传统继承过来,使之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融合一起,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崭新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使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具有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可以说,缺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苏区干部好作风是难以形成的。

    (三)苏区民主政治和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督制度的建立,使好作风的形成获得了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应该肯定,中央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骨干中坚,他们中绝大多数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很高的觉悟,在革命斗争和各项工作中舍生忘死,艰苦奋斗,甘当人民公仆,努力开启人民政权一代新风。但是,也必须指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毕竟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不可能不带有旧社会传统陋习的痕迹;党和苏维埃的各级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也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固有的狭隘、自私、保守等特性,或多或少都会被带到党和苏维埃政府中来;与此同时,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和利用旧思想旧传统腐蚀新生的红色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由于这种种原因的诱发,在苏维埃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诸如******、浪费、渎职******等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作风,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和表现出来。针对这些问题,党和苏维埃政府在马列主义人民政权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立和推进苏区的民主政治,建立一整套权威高效的民主监督体制机制,从而使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有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中央苏区的民主政治不仅具有形式,而且有实际内容。苏维埃宪法规定,苏维埃国家由工农兵劳苦群众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选民对于不称职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随时可以提出质询;代表犯有重大错误的,只要选民10人以上提议经半数以上选民同意,即可撤消其代表资格,或由代表会议通过开除之。1933年冬上杭县下才溪乡选举时,选民们在事先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下面,注了“好”“不好”“官僚”等很多意见,结果73名前任代表中有23名在选举中落选,而另外选举了那些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人为乡苏维埃代表。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使苏维埃各级干部都能密切联系群众,受到群众监督。

    苏区对党政机关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民主监督制度,包括法制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方面。

    法制监督是保证干部作风的重要环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12月15日发布了《关于惩治******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严格规定: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公款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公款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并且规定:触犯以上刑律的人员,还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没之公款;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论罪,照以上条律处治;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这一法令的颁布,为司法机关对************犯罪的审判量刑,制定了法律依据,使惩治************行为有法可依。苏区各级司法机关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及时侦查和审判有关************案件。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同************现象展开坚决斗争,如:1933年秋冬间,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利用负责建筑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工程之机,******公款二百四十六元七角,事发后又偷开路条企图逃跑投敌。而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作为其上级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管理疏漏,造成大量公款浪费,对左祥云******逃跑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中央工农检查部发现这一问题后,及时查处,经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左祥云被处以死刑,徐毅处以六年监禁,赵宝成处以罚苦工一年,其他涉案人员也分别受到处罚。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查部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对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检查、审计时,发现该部会计科长唐仁达******公款二千余元。苏维埃最高法庭也依法判处其死刑。1934年2、3月间,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又亲率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查处了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和县苏政府军事部长刘仕祥等集体******案。苏维埃法庭依法判处刘仕祥等5名******犯罪分子死刑;判处熊仙璧监禁一年、剥夺公民权利一年,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其所任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于都县委书记刘洪青等领导干部违背党的原则,挪用公款经商牟私,也被撤销职务。这些大案要案的查处,有力地促进了苏区反腐倡廉斗争深入开展,有效遏制了苏区************现象的滋生。

    党政监督包括党内监督和政府监督。党内监督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各种消极******思想和行为一露头,就受到党内批评,使之消灭在萌芽状态,难以滋生蔓延。二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充分发挥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行为的遏制抨击作用。苏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有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级监察委员会。政府监督,也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内成立工农检察部,作为政府的工作机关,专门负责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监督。政府监督的另一方面,就是上级政府机关不定期地派出巡视员或检查团,对下级政府工作机关实行工作指导和检查。

    审计监督实质上也是政府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门在经济领域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国家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监督,以堵塞******浪费漏洞、防止************现象发生的有力措施之一。临时中央政府在1933年冬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之一。1934年2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将中央审计委员会提升为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间中央苏区查处的许多******浪费案件,都是中央审计委员会通过审计有关财务帐目发现和揭露出来的。

    舆论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措施之一。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并充分发挥苏区各级报刊在反腐倡廉方面的舆论监督作用。如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从1932年3月开始,就辟有“突击队”专栏,专门揭露批评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浪费等消极******的现象。后来,《红色中华》报还增辟“红板”“黑板”等专栏,在“红板”中刊登表扬稿件,在“黑板”中刊登批评稿件。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辟有“铁锤”专栏,专门批评红军部队和军事机关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和作风。《红星》报还辟有“自我批评”专栏。一些被打了“铁锤”的单位和个人,都迅速给《红星》编辑部写出自我批评稿件。共青团中央局主办的《青年实话》,辟有“轻骑队”专栏。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主办的《苏区工人》,辟有“批评与指导”“反对******腐化”专栏。其他许多报刊,也都辟有各种批评专栏。这样,就使苏区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处于强大的舆论监督之下,难有藏身之地。苏区各类传播媒体的舆论监督,得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与保护。

    群众监督的威力也是很大的。中央苏区党和政府根据苏维埃宪法大纲,创造各种条件倡导苏维埃公民对苏区党政工作人员实行民主监督。如对不称职的代表,选民们有权将他们撤换、召回;为让工农群众充分行使监督权利,苏维埃政府在工农检查部设立控告局,专门接受和处理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工作人员******浪费、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检举揭发控告;工农检查部在各国家机关、企业、工厂、作坊、矿山、学校、社会团体、街道、村落中,建立了不脱产的工农通讯员队伍,要求他们经常向各级工农检查部反映情况;工农检查部经常组织不脱产的突击队,共青团组织也组织了轻骑队,经常对国家机关、国家企业事业单位贯彻执行苏维埃政纲情况、工作计划实施情况、官僚主义、腐化、******现象等,进行明察暗访、突击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向工农检查部汇报。大量事实表明,中央苏区在反腐倡廉斗争中发挥群众监督,既有力度又卓有成效。

    (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好作风的形成有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创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始终将党风建设和干部作风建设,置于事关革命成败的高度,予以重视,严格要求。他们也十分注意率先垂范,为苏区干部作风建设作出榜样。

    红军统帅、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严于律己,从不特殊,生活非常俭朴。他率军行动指挥作战时,常常将坐骑让給红军伤病员乘用,自己与红军官兵一起爬山越岭,徒步行军。他爱夜晚工作,按规定菜油灯可点三根灯芯,可他始终只点一根灯芯,而且每晚都工作到深夜甚至次日凌晨。因此常常来不及吃早饭就出发,空肚行军。警卫员只好給他带上一包饭菜,待到部队休息时才吃冷饭冷菜。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说:“主席也是饿过肚子的”,“每月只吃二十五斤糙米”。毛泽东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轻易不让供给部门給自己添新衣。对于红军纪律,毛泽东更是带头执行。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至今保留着一册记载毛泽东照章交纳伙食费的帐本。毛泽东更不随便接受群众的礼物。1932年春他在瑞金叶坪附近的东华山寺庙养病,附近老表送来几只鸡慰问。吴吉清说什么也不敢收下,老表不肯走,最后吴吉清只好按市价付钱。此事被毛泽东发现问清经过后,才算了事。毛泽东有吸烟、吃辣的嗜好,却从不因这些嗜好而破坏群众纪律,搞特殊化。

    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他忠厚朴实。只要别人不介绍,不熟悉他的人谁也不知他是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因为他在红军队伍中一点也不特殊、不显眼,在中央苏区到处流传着老百姓找朱德找错人的故事。他爱兵如子,爱民如子。对红军纪律带头模范执行。

    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他当年的警卫员郭应春回忆他在福建建宁前线的工作、生活时,说:“周副主席在建宁,生活很朴素。睡的是门板床,再铺上几把稻草。盖的是一条很旧的灰毛毯。”“床上没有枕头,就拣了一块砖头垫上。”“洗面没有毛巾,用一块破布抹一下”“有时用手脸伏在水里一抹就算了”。“打仗缴来的战利品,我们想多照顾一下周副主席的生活,他都不要,都说归公,给我干什么?”[17]在苏区时,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部队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钱盐。周恩来与大家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长期的劳累,加上没有盐吃,他身体虚弱,浑身无力。警卫员卢正标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将周副主席的健康状况向司务长作了汇报。司务长决定瞒着周副主席,在为他炒的菜里偷偷多放了一点盐。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卢正标说:“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爱护,我从心里感激!可是我不要特殊照顾。”卢正标辩解道:“可你是首长啊!”周恩来说:“不错,我是个领导干部,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并说:“小卢,你也是共产党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你将来也要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我们都要记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职务多高,他都应该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只有为人民多做工作的义务,决没有向人民索取多一些享受的特权。明白了吗?”[18]卢正标被说服了,他再也不敢叫司务长偷偷給周副主席菜里加盐了。周恩来的崇高品质,由此可见一斑。

    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彭德怀、邓颖超等领导同志,无不带头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苏区军民作出表率。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有了光辉的榜样。

    三、苏区干部好作风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历史启示

    党风建设和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和人民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和战斗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等同志,都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一再强调要发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今,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时期。时代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多彩了,道德观念、精神风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千变万变,党的光荣传统不能丢,党的优良作风不能变。大力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何才能使苏区干部好作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大放异彩?我们可以从苏区干部好作风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这就是:对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弘扬,永远都不能放弃;民主政治和党内外民主监督体制的建设与落实,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弱化。

    当然,我们今天讲继承和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并非提倡人们重新“穿草鞋”、“提灯笼”,吃草根树皮,并非提倡人们不计报酬,不拿工资,并非一概反对商品价值观念。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许多具体表现形式,确实已不适合今天的时代,需要扬弃,需要与时俱进。但是,其所反映的革命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抛弃的。苏区干部的那种精、气、神,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当前,以胡******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大力推进执政为民、关注民生、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理念,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种良好风气。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总书记再次强调:各级干部都要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以求真务实作风推进各项工作,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要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要倡导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奢侈浪费;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就是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对弘扬包括苏区干部好作风在内的党的优良传统而提出的具体要求,既与时俱进,又切实可行,所有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当需身体力行。



    [] 本文为第二次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论文,收录本书时略有删节。作者时任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调研员。

    []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页。

    [11]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页。

    [12] 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红色中华(1934911)(第232期),第3版。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1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41页。

    [16] 中共赣西南特委:《入党须知》(19308月)。

    [17]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18] 伟人风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