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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区精神文章选编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16-05-23 * 浏览 : 717

    苏区精神文章选编

     

     

    目   录

     

    一、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石仲泉(03)

    二、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李忠杰(31)

    三、大力加强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沈谦芳(48)

    四、苏区精神的给予

    正确把握研究苏区精神的几个问题…………李忠杰(56)

    苏区精神的时代价值

    ……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58)

    苏区精神:中共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余伯流(60)

    弘扬苏区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刘庭华(61)

    论苏区精神……………………………………凌步机(63)

    五、苏区精神新解读………………………………余伯流(65)

    六、永恒的苏区精神………………………………许  锐(78)

    七、论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核:苏区干部好作风…凌步机(81)

     

     

     

     

     

     

     

     

     

    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

    石仲泉

    中央苏区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从时间来说,它占民主革命的1/4;从内涵来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 从意义来说,它是新中国的最初雏形。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一片神奇土地,有极为深邃的历史价值和极其丰富的红色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对它的历史价值,包括其红色资源尽管有相当高度的认识,但作深度的研究、开发、利用和宣传还是有限的。从新世纪开始,这个情况在不断改变。就我所知,仅在赣州市的所属地区,已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其历史价值进行再认识,作新的挖掘。今天,在此研讨苏区精神,这是对中央苏区的历史作深度研究的又一次重要努力。

    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 曾建立有13个苏区,面积约40余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达3000万。中央苏区只是其面积的1/5,人口近1/7。苏区精神,毫无疑问,应当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研讨苏区精神,最好是以全苏区的历史作背景来进行论述,这样更全面、更准确、更完整。就我个人言,尽管对13个苏区的情况略知一二,但不少地区没有去过,对许多地区缺乏深入研究,不敢冒昧地站在当年全苏区的立场来奢谈苏区精神。这些年来,我实地考察了赣州市的18个县(区)、吉安市的4个县(区)、抚州市的8个县(区),还有福建龙岩市的6个县(区)。来此开会前,我又走了属于福建三明市的5个县,这样,大体可以说,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和主要版图,我基本上作了一番体验,积累了一些感性认识。这里我以这些年的实际考察为基础,立足于中央苏区,来谈对苏区精神的一些不成熟看法。

    一、从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阶段

    10年土地革命战争,是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最为艰苦的一个时期。从党史学视角言,过去我们很少对这段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展开研究。有一种看法,将这10年历史一分为二,认为遵义会议前是一个阶段,此后是一个阶段,但未见有这样的专门著述。尽管对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的发展阶段,未在理论上作明确划分,但事实上已经出版了反映这段历史发展阶段的若干专著。我以为,这10年的历史不算短,在10年间,其主要矛盾和斗争内容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这就其斗争的形式和特点而言,还是有不小变化的,在一些主要区域显现出了比较明晰的阶段性。因此,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问题是必要的。

    当然,在各个苏区即革命根据地,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斗争的情况不同,其阶段的划分可能不尽相同。如有红军长征的苏区和没有进行长征的苏区的历史发展就不会一样;就是有红军长征的几个苏区的历史发展也各有若干特点。因此,对这10年历史的阶段划分,不可能一刀切、简单地化分。这里,仅就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核心主体——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变,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显现的发展阶段问题。研究它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助于深入认识土地革命10年历史的发展规律。以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为背景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阶段,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四个时期:

    ——井冈山时期。从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先后率红四军和红五军下山,井冈山根据地主体部分失守,革命斗争的中心区域随着毛、朱率红四军离去而转移了。这个阶段有一年零三四个月。

    ——中央苏区时期。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经过一年半多的艰苦斗争,开辟了中央苏区。在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3年二三月间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至鼎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的主体部分随之丧失。这个时期有五年零十个月。

    ——中央红军长征时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和指挥军事行动,实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一次伟大转折。经过千辛万苦,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红二、四方面军尽管在一年后才到达这里,实现三军大会师,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对华侵略,党和红军的任务有所变化,因此这个阶段划到瓦窑堡会议召开以前,有一年多一点时间。

    ——瓦窑堡会议后的准备抗日时期。随着日本侵略者扩大对华北的入侵,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调整党的路线和政策,号召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以后,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年半多时间可视为实行革命内容转变、准备抗日的阶段。

    对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见仁见智,可能有的学者不一定认同。这里要着重说明将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历史必要性。

    不少讲党史著作都是将中央苏区时期与井冈山时期混在一块来叙述的。的确,这两者有它的共同点和延续性,特别是井冈山道路的伟大意义和将中央苏区的历史作为它的自然延伸的角度看,更能充分说明这条道路的伟大。在这一历史光环的普照下,中央苏区历史的一些曲曲折折也不那么凸显。从深入研究历史的角度看,这两段历史的实际发展是不能完全混同的,各有其与那段历史相联系的具体特质。中央苏区时期近六年的历史也有其绚丽的光环,是应当单独凸显的。

    在我看来,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有五点理由:

    一是两者的时间长短差距较大。有如前述,中央苏区时期比井冈山时期要长四年多。尽管后者与前者有延续关系,但以时间短的完全代表时间长的来反映这段历史,似不容易将其发展脉络讲清楚。

    二是两者的活动地域不同。井冈山时期的活动区域就在井冈山地区,即赣、湘两省的“六县一山”,其鼎盛时的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中央苏区时期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赣南和闽西,还包括今属的抚州和吉安的若干县区。其鼎盛时的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50余万,辖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这两个区域都包括江西,但一个涵赣西诸县,一个涵赣南、赣中和赣东诸县。后者的地域比前者大得多,以小盖大,或以小带大,是很困难的。

    三是两者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实践活动基础不同。井冈山的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实现了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它以实践斗争说明了中国革命重心应由城市向农村进行战略性转移,开创的“井冈山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但由于时间短,许多光辉的思想理论还未完全展开,在这时还不能说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在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时间较长,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异常丰富,他的思想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则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丰富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不应当被遮盖在被一般人视为井冈山斗争这个开创时期之中。

    四是两个时期的领导主体的变化情况不应当忽视。在井冈山时期,尽管也有上级领导和中共中央的不正确指导,但那里的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那一年多,基本上是贯彻执行他的思想主张,因而实践斗争的发展比较顺当,干扰因素比较少。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的主体变化较大。党中央“左”的错误逐渐全面推行,毛泽东负责的党权、军权和政权先后实际上被剥夺,他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主张不断遭受批判。这与在井冈山时期的情况大不一样。这一特点不应当被忽略。

    五是两者所进行的战争的规模不能同日而语。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的兵力最多时达到1万人,国民党地方军队进行“会剿”的兵力,最多时有3万多人,红军反“会剿”主要是游击战。在中央苏区前期,情况大体同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但到1930年秋开始的反“围剿”战争后,情况则很不一样了。国民党军不只是出动了嫡系主力部队,而且其数量之巨,由10万、20万、30万骤升至50万;红军的总兵力也一度达到12万多人。战争的主要形式变成了大规模的运动战,乃至阵地战。对红军来说,打阵地战是错误的,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红军的实力。

    二、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和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

    上面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是对这两段历史的异同加以比较后而提出的。再从中央苏区本身来看,它在党的历史上有许多特殊的贡献。只有单独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立论,才能凸显它的特殊历史贡献。在前年给《中央苏区人物志》写的序言和去年在赣州召开的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我曾经讲过一些看法。这里对它进行再认识,重新论列八条。

    第一,中央苏区时期是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所受的艰难困苦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基础的奠定,到建立、发展至鼎盛,再到最后丧失,横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在民主革命的28年中,其时间占了1/4,在空间上是异常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核心地区。

    第二、中央苏区时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艰苦探索,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时期。井冈山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只是开端,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方向。在中央苏区时期,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实践,井冈山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才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明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尽管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在后来概括起来的,但对这条道路探索的艰难困苦的实践,主要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

    第三,中央苏区时期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在发育成型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理论上也在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处于开创阶段。它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包括后来被视为其“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则主要在中央苏区时期才显雏形。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是个历史过程。这个时期,党在理论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始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苏区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发祥地。

    第四,中央苏区时期是开始磨砺和造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期。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家在大革命时期已崭露头角。大革命最后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遭受的严重挫折表明:党虽然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虽然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不能娴熟地运用革命领导艺术;在革命斗争中虽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发展趋向力量,在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开始聚集在这里,并逐渐凝聚起来。遵义会议前,这方面的力量在党内不是主流,不少时候还屡遭“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和打击。但是,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辛历程证明,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革命根据地就发展壮大,革命形势就朝有利于党的方向发展;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革命就遭到挫折,战争形势就发生逆转。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使全党,首先是中央苏区党的高级干部逐渐认识了毛泽东、积极拥护毛泽东,从而为在长征开始后的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作了重要准备。此后,逐渐形成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经历过中央苏区的血与火的洗礼。

    第五,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开创新的途径和形成党的优良作风的时期。在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以后,为了壮大党和革命的力量,不能不将大量贫苦农民出身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样,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难免对党和红军产生消极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等,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坚决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组织建设,坚决地同涣散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注重政治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解决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队伍仍然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这为在艰苦的农村和革命战争环境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在理论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时期,党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还努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党的七大所概括的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三大作风”,主要渊源于这个时期的光辉实践。

    第六,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国家政权形态,积累治国经验和锻炼执政能力的时期。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随着各地革命根据地的纷纷创建,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各个根据地革命斗争,也为了建立一个与南京反动政府相对抗的革命政权,有如前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党在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无疑有“左”的错误,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毕竟是长期被压迫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局部地区第一次翻身成了社会主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首次预演。即使是短短几年的实践,也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

    第七,中央苏区时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受艰苦卓绝的锻炼,为建设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积累经验的时期。此前,党虽然建立了人民军队,但人民军队的建设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套经验。这时的工农红军既是开展土地革命的先锋队,也是苏维埃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柱石。从古田会议决议始,红军的建设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此后,人民军队的建设思想逐渐展开。关于红军建设的中心任务是“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思想,以及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内容等,已初步明确。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红军虽然付出惨重的牺牲,但练就了敢打硬仗、久拖不垮的优秀素质和作战本领,开始形成一套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原则,也积累了进行游击战、运动战的丰富经验,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科学理论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八,中央苏区时期是为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优秀领导干部的时期。据有的材料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政府系统约有干部1.3万人,党团系统干部约2万人。这些人中的不少幸存者是新中国的领导骨干力量。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少重要成员,都曾是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干部。10位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7位,都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军事领导人。此外,有130多人担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以及首批驻外大使等;在“文革”前被授予军衔的从少将到上将的588位将军,都曾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战员,其中上将和中将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少将占全国的1/3。这个时期的斗争实践,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

    为什么在中央苏区时期能作出这么巨大的历史贡献呢?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正研讨的“苏区精神”在起作用。它是这个时期异常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凝聚起来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精神力量,就能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就能做出上述巨大的历史贡献。

    目前,各种媒体对这样那样的“精神”讲的很多,可谓形成了目不暇接的“精神”系列。如以人物高尚品德立论的,有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孔繁森精神乃至周恩来精神等;以地区革命精神的特点立论的,有红安精神、红岩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等;以重要会议立论的,有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以在非常状态下执行非常任务、表现出的非常精神面貌立论的,有“两弹一星”精神、98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以及最近提出的载人航天精神等;还有以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精神汇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从表现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程的“精神”系列言,似还可加苏区精神。有如前述,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时期,这个跨度太大,只有加上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才比较完整,不会使人有缺环断档之感。既然党的每段历史都有它的特质,那么反映这段历史的“精神”就会有它的特定内涵,或某些特点。就苏区精神言,它的特定内涵应当怎样认识呢?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不同的侧面,会有不同的概括,形成不同的表述。当然,各种表述是大同小异的,因而是可以并存不悖的。

    我个人想按照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逻辑,以毛泽东的某些表述作基础——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对苏区精神某个内容的提炼,因而应视为其本身具有的,不是我们外加给它的——来概括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或主要特点。这样,苏区精神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许多对“精神”内涵的概括都要首先讲理想信念这一条,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邓小平说得好:“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①]这一条对于概括苏区精神的内涵来说特别合适,因为毛泽东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对理想信念的形象表述。在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在赣南、闽西间反复转战,直至1930年1月整整一年,还处在流动之中,没有建立起“安身立命”的巩固根据地。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不仅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就是在中央领导机关如“二月来信”所表明的,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那时林彪的一些看法,代表了这部分人的思想。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虽有批评,但属关爱,不是作为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倾向进行严厉批驳的。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这封信。正是出于关爱,毛泽东才以谈心的方式,一口气写了近8000字的长信。这封信既指出了林彪的不健康情绪,又展示了自己怎样环视世界形势和中国政局而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所作的深入思考。尽管当时的革命斗争异常困难,但毛泽东指出:“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他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②]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了,其他苏区也在发展壮大。在毛泽东讲这个话之后仅仅一年零十个月,作为统一领导具有“燎原”之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这以后,中央苏区的发展出现了曲折、甚至严重挫折,但是,中央红军的广大将士,中央苏区的革命人民,都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制度会一定实现,因而无论反“围剿”战争多么残酷,革命需要苏区人民作出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中央苏区的主体能够坚持存在近六年时间,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在这块土地上还能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都是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因而,这一条不仅是中央苏区历史逻辑的自然要求,而且顺理成章地成为苏区精神的首要内涵。

    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是我们党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十分盛行。对“本本”的迷信、对上级领导机关的迷信,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红四军转战闽西、赣南期间,这种倾向对军队工作的影响相当严重,致使一个时期党内军内的团结遭到破坏,正确的制度不能坚持,不正确的思想蔓延开来。为了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更加注重实际调查。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10多个农村调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农村的阶级阶层状况和政治态度、土地占有情况和工商业发展状况等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中央苏区在主要由他领导的时期的路线和政策比较正确,得益于他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本本主义”是“保守的思想路线”,“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进一步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他的倡导下,在中共临时中央到达苏区之前的时期,各级党政干部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对于军事斗争,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开辟中央苏区时,更是强调深入了解实际,哪里的敌人力量薄弱就向哪里进军,因而不断在赣南、闽西间进行大穿插、大迂回;在他领导的前三次反“围剿”和在他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期间,都不断反对保守的思想路线,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敢于在敌军驻地的缝隙间强行突围,多次化险为夷,从而在以弱对强的不利形势下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完全可以说,中央苏区的开辟和发展,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样的开拓性理念的结果。因此,这应当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涵。

    第三,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执著追求。在井冈山时期,尽管也建立了政权,进行了根据地建设,但由于时间短、战争频繁、根据地不巩固,因而还很难谈得上局部执政问题。在中央苏区则大不一样,不仅时间长,核心区域的政权比较稳固,且成立了具有国家形态的中央临时政府。如果要讲执政,这个时期才说得上共产党第一次成为局部地区的执政党。尽管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但毕竟在这块土地上空前地建立了民主制度、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破天荒地享受了基本的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也努力做好民主建政,锻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能力。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他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提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问题。他要求:对群众的从土地搭配、劳动互助到柴米油盐问题,从妇女生孩子到学生读书问题,从修桥补路到防病治病问题等,都应当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这里,实际上阐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并且这是党的文献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明确表述之一。苏区的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党的这个执政宗旨,努力为最广大的群众谋利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了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完成好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群众生活两大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奋斗目标,号召广大干部都像兴国县、长冈乡等地的干部那样成为模范工作者。于是在苏区各地形成了争创一流、争当先进的政治空气,涌现一大批在各方面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先进模范。广大党员干部处处作出表率,自觉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许多工作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时间尽管有限,但已初步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这也是中央苏区能够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也是苏区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

    第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由于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所有干部(除少量技术人员外),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一律没有薪饷,每人每天只发不到1角钱菜金和大半斤粮食,“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干部下乡或开会,必须自带干粮。那首脍炙人口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正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领导干部同普通干部一样,都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支援战争和革命事业”。省吃减用、勤俭节约,成为整个苏区的普遍风尚。各级干部都要帮助红军家属和缺乏劳力的贫苦农民铲草犁田、车水抗旱、施肥割禾等,与人民群众完全是艰苦与共、患难相依。中央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也非常简陋。即使是中央临时政府的九部一局,大多挤在叶坪村谢氏宗祠用木板隔成的15个小房间里;每个房间有一张桌子,放着一部手摇电话机,还有几条凳子,部长和两三个工作人员一起办公。干部以做人民的公朴为无上光荣,没有一点特殊。为了使干部廉政清明、克已奉公,苏区职能部门还制定了许多法纪,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制。凡******腐化行为一旦发现必受严厉惩治。在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两年间,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查处了4起******案,处决了8名******分子。广大干部的清正廉洁作风,至今还成为美谈。毛泽东说:艰苦奋斗体现了“我们的政治本色”。在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前,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央各部发表的审计报告说:“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③]正是由于有这种作风,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和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和发展了苏区的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作概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都是苏区精神不可或缺的基本内涵。

    第五,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如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中央苏区这块红色土地的开辟,极不容易。在中央苏区存在的近六年和随后进行的三年游击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这里的人民群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如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不断弘扬的过程。广大军民为开辟苏区、扩大苏区、保卫苏区,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和巨大的牺牲。在1930年10月第9次攻打吉安时,10万工农群众与红军一道奋勇顽强地投入战斗,其中牺牲近万人。1932年3月,红三军团攻打赣州时伤亡达3000多人。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损失12000余人。在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在扩红运动中到处出现有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挎***的动人情景。在红军出发的8.6万多人中,仅赣南籍子弟就达五六万人,占总数的65%。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凡是身体合格的都争先恐后地走了。苏区人民还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和军费。仅赣南地区,就提供了稻谷84万担、棉花8.6万余斤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红军过于都河时,群众拿出门板、棺材板架浮桥。在中央苏区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青壮年有50万,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支前的有60多万人。在捐躯牺牲的20余万人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为10.8万余人,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1/16。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等县的烈士都在1.6万人以上。国民党反动派在重新占领苏区后,实行最疯狂、最残酷的报复,仅瑞金全县被残杀的就达1.8万余人。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中央苏区的人民,为革命作出这么巨大的奉献和牺牲,在全中国是罕见的。这是苏区精神的一个震撼人们心灵的显著特点。

    苏区精神的内涵极其丰富。这里着重强调了上述几点,但绝不止于此。如果要对上述内涵加以凝炼的话,可否作这样的概括:星火燎原,信念坚定;反对“本本”,开拓进取;执政为民,争创第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

    三、研究苏区精神的几个问题

    我来参加研讨会时,有同志问:“苏区精神”这个提法站得住吗?人们有疑问,不奇怪。因为过去很少宣传,且中央苏区这段历史极其复杂。有种种想法,可以理解。这里,就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苏区精神”能否站得住。我赞成这样的说法:苏区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革命精神力量。无论你承认它与否,它是中央苏区土地革命风暴那段历史能够发生、得以存在,并彪炳史册的精神元素的升华。前已指出,中央苏区这段历史不算短,且非常重要,无论在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上都是不可逾越的,也是避不开的,因此不可能没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强大的“精神”存在。至于怎么称呼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领导人讲没讲过和怎么讲的,也要以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为标准来检验。因此,“苏区精神”能否站得住,最根本的是看它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对历史是否发生重大影响。前面作那么长篇的论述,就是以期回答这个问题。“苏区精神”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何况党的领导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对此还有过一些说法。比如:

    ——1951年8月,毛泽东曾为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里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无疑应当包括中央苏区。实际上,当时的中央慰问团就是在慰问江西原中央苏区的人民时赠送这个题词的。这个“革命传统”,已具有精神形态,可视为“苏区精神”的初始表述。

    ——1996年9月,江泽民在视察赣南老区时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跟着党,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光荣传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他还题词写道:“发扬江西老区的光荣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可看作对“苏区精神”内涵和意义的初步概括。

    ——2003年8月,胡******在视察赣南老区时也指出:回顾我们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这里,“苏区精神”的思想已在呼唤之中了。

    ——2003年12月,李长春到赣南考察时明确地提出了“苏区精神”。据2003年12月19日的《赣南日报》报道:“李长春说:这次到赣州来,更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谛,感受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艰辛,我们应该很好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新局面。”他还说,赣州有那么多的革命旧址、纪念地,要充分挖掘革命历史资源,把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好、建设好、利用好,使之成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他强调指出:“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我们要紧密结合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赋予苏区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把它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和思想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然,提出“苏区精神”,不是因为领导人讲了,我们才跟着讲。以党史学界言,就我所知,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的知名专家余伯流、凌步机,在2001年出版的《中央苏区史》这部获得“中国图书奖”的专著中,已使用了“苏区精神”这个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作了阐述。这次专门研讨“苏区精神”,应当说是水到渠成,既有历史的深厚积淀根据,又有现实的资政育人需要。

    (二)关于中央苏区的名称。有同志对“苏区精神”的提法产生怀疑,据说还与对中央苏区这个名称的变化有关系。我以为,这个顾虑应当消除。对此,我作过粗略考证。

    第一,“中央苏区”是历史形成的概念,不应该抹掉这个历史称谓。“苏区”的“苏”虽源于俄语的“苏维埃”(“苏区”即“苏维埃区域”),但我们党使用这个概念反映了那段历史内容。从中央文件看,党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后,就在考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④]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进一步提出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其间,广东海陆丰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紧接着,广州起义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最早尝试。这以后,许多革命根据地都相继建立苏维埃政权。1929年6月的六届二中全会文件,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称为“苏维埃区域”[⑤]。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根据三全扩大会的决定,将各“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并拟将湘鄂赣与赣西南联接为一个大的区域,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这是最早设想的“中央苏区”。但后来苏区的实际发展,是赣西南与闽粤赣连为一体,成为“中央苏区”。[⑥]毛泽东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此有高度评价。他说: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根据地,“至于中央苏区,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这是毛泽东当年对中央苏区的定位。中央苏区这个名称在规范文本中一直使用到建国初期。

    第二,1953年4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时始将“中央苏区”改名。1950年8月,毛泽东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将《历史决议》“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政治局圈阅同意,最后编入毛选第三卷。在对《历史决议》一些用语的修改方面,就有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暴动”改为“起义”等。从此“中央苏区”就改称“中央革命根据地”。对这几个用语的改动,我没有见到中央正式下文加以说明,是否有很深刻的政治背景不大清楚。不过,我想:这几个用语的改动,对没有经历这段历史的“新区”来说,容易理解,便于接受。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点考虑吧。也应指出,“苏区”是十年土地革命的特指;“根据地”是泛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也称“根据地”,如果不冠以地名或时期就会混淆。有的能代替,有的可能不好代替。还有变成了特殊专有名称的,如“苏区中央局”就不好以“革命根据地中央局”相称,这里的“苏区”二字就不能代掉。再则,当时也没有下文禁用“中央苏区”名称,在一些出版物中仍在使用。

    第三,原“中央苏区”的老百姓喜欢这个概念,应当尊重,不要人为地强行改去。这几年,我在赣南走原中央苏区的一些地方时,发现这里的干部和群众都习惯使用“中央苏区”的称呼,而不大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概念,尽管“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规范用语。这说明“中央苏区”这个称谓,既代表了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也凝聚了一段血与火的情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情缘是割不断、抹不去的。既然如此,“中央苏区”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两个称谓就可以并用,用哪个方便、合适,就用哪个。因此,“中央苏区”这个名称不应当存在什么问题,更不会成为影响提出“苏区精神”的障碍。

    (三)关于苏区精神与党的“左”倾错误如何区别。中央苏区时期,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既是战争最为艰苦、也是党内斗争最为复杂曲折的时期。勿庸讳言,这是党的指导思想接二连三犯“左”倾错误,而且后果极为严重的时期。这也是影响提出“苏区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两码事,完全能够将两者加以区别开来。

    ——苏区精神是积极的思想理念、精神风貌、道德情操等,党的“左”倾错误则完全是消极的负面的精神形态内容。上面论述的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或主要特点,都不属于“左”倾错误的范畴。讲苏区精神不是要掩盖或淡化那个时期的“左”倾错误;同样道理,也不能因为那时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就否认苏区精神的存在,或不提“苏区精神”这个概念。

    ——苏区精神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苏区的广大军民创造和培育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创建苏区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中。“左”倾错误在许多方面对苏区精神是种抑制,苏区精神是在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得到发扬的。

    ——对“左”倾错误领导和执行“左”倾错误的同志也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左”倾的思想和政策无疑是完全错误的,但作为犯了“左”的错误的个人来说,则不是时时、事事、处处都是“左”,也会有不“左”的时候。在不是“左”的思想指导下,也会有好的和比较好的表现,因而在某个时候和某些事情上展现出苏区精神来,甚至会闪现出耀眼的亮点。

    ——在有的时候,苏区精神的表现与贯彻执行“左”的主张可能会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作剥离、解析的工作。不能因为贯彻执行的是“左”的主张,就抹杀或否认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出的苏区精神。这在一些战斗中最为明显。比如,前面说的打赣州,还有第五次反“围剿”等。从军事决策或指挥来说是错误的,不该打或不能那样打。但广大指战员和参战支前的群众并不知道上面的决策,该不该打和怎样打,那是上面的事。他们的职责和任务就是执行命令,服从分配,听从指挥。仗没打好,甚至遭到很大挫折,或失败了,那也是上面的事。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仍然是可歌可泣的。即使是领导人,尽管他们的决策是错误的,但如果他们有卓越表现,那也应当予以肯定。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一定要作细致的剖析。

    ——“左”倾错误是政治和政策层面及与其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苏区精神则除了与政治、政策等相关的内容外,还有属于伦理道德、思想品行这方面的内容,且占很大比重。因此,会有这种矛盾现象,即有的人在政治上可能很“左”,但他的道德操守则是高尚的,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表现出英雄气概。这更应当加以区别。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决不能因为中央苏区时期有“左”的错误,就否认这段历史,就否认苏区精神。再则,对“左”倾错误也不能单纯从消极方面去看待,应当用辩证思维去反思,即要有历史的观点、转化的观点作分析,将错误变成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关于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和其他精神的关系。据说,江西学界对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的关系有不同看法。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继续平易争鸣,和谐探讨。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是将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精神”元素来看待的。前已指出,这个“精神”、那个“精神”,都是与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会打上鲜明的时间和空间印记。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既然是十年土地革命历史的两个发展阶段,那么,作为反映这两个阶段历史发展的精神形态就会有两种“精神”。

    当然,这两种“精神”既会有各自的个性特点,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就共同点来说,这两种“精神”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两个区域的人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集中体现了那个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深刻凝聚了广大军民在战斗、生产、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理想、意志、情感和价值观念等。就不同点来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精神的源头,具有伟大的开创性、奠基性和初始性。它的主要内涵是紧紧围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崭新理念而展开的。按照江泽民的说法,包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我以为,其显著的个性化特征是“敢闯新路”。当然,由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不长,许多革命精神还处于初始形态,未能得到充分展开。苏区精神则是井冈山精神的自然延续。它的基本内涵有如前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开始“执政为民”。因为这个时期有了国家形态的政权,共产党在局部范围锻炼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巨大深化、拓宽、丰富和发展。

    将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这样分开,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精神”元素,是否会影响对井冈山精神的认识呢?不会的。一个“精神”的伟大意义不在时间长短,而在其内涵本身。井冈山精神开辟的作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井冈山道路,这是任何其他“精神”不可能取代的,仅此就会永垂党的青史。这样分开之后,不仅井冈山精神的价值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苏区精神会凸显它在党的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苏区精神与其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关系,也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的关系。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构成了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精神”系列。苏区精神同这些“精神”的关系,如果说对井冈山精神是“承上”关系,那么它对长征精神等则是“启下”关系。若就土地革命战争十年来说,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精神”系列。当然,延安精神在这时还只是处在肇始阶段,但是这个“精神”系列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长河极其波澜壮阔,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的革命精神也异常丰富多姿。这些精神不仅是宝贵的人文精神财富,而且有巨大的时代价值。许多“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像苏区精神这样过去没有认真宣传过的,更应当大力宣传。它是中国革命精神之链中的不可或缺的精神之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弘扬苏区精神等革命精神,对于团结人民激励奋发向上的斗志,保持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努力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将会发挥巨大作用。

     

    本文为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石仲泉

    于2005年10月19日在江西兴国召开的“纪念毛泽东作

    ‘兴国调查’75周年暨弘扬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

    上作的主题报告,略有删节

     

     

     

     

     

     

     

     

     

    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苏区精神

    李忠杰

    80年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形成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这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今天上午,江西省委、省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所在地瑞金召开了纪念大会。下午,又由多家单位联合召开第四次苏区精神研讨会。我谨代表中央党史研究室,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主办和具体承办这次会议的有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前几天,即11月4,经中央批准,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江西、福建、广东省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国务委员梁光烈,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中央军委委员李继耐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赵丕,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先后在会上发言。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人民团体负责同志,江西、福建、广东省委有关负责同志和老红军、老同志及专家学者代表出席会议。其中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60多人。会议开得隆重热烈,效果很好。习近平同志在离开大会堂时对会议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今天在江西召开的两个会议,把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宣传和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下面,我就研究、宣传和弘扬苏区精神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认真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开创苏区精神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相继开辟了井冈山、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赣、闽浙赣、左右江、海陆丰、东江、琼崖、川陕、陕甘边、陕北、闽东、湘鄂川黔、鄂豫陕等一系列革命根据地。其中,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局部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和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治国理政艺术和造就大批治国精英的实验基地。正是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局部执政的实践中,苏区的党和人民培育形成了宝贵的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党和人民对这一宝贵财富非常珍惜。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史工作者,特别是中央苏区所在地区不断加强对苏区精神的研究。各种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研究和宣传文章,出版社又出版了很多不同程度涉及苏区精神的图书、资料,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由江西省和有关方面联合召开的苏区精神研讨会已经开了三次。这一次已是第四次。我浏览了一下这次会议的论文集.感觉内容比较丰富,研究比较深入,案例比较细致。除了对传统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外,还扩展到对社会建设的研究、对群众工作的研究、对细微领域的研究、对不同根据地精神作风的比较研究等等,尤其是加强对局部执政历史经验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认为苏区精神具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内涵十分丰富。对苏区精神的这些探讨,有助于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产生的各种革命精神、建设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的比较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党的革命精神、建设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的研究、宣传和弘扬,对苏区精神,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充分的肯定。1996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赣南老区视察时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胡******同志2003年8月视察赣南老区时强调: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2003年12月,李长春同志到赣南老区考察时明确地使用了“苏区精神”的概念,强调指出:“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作出全面部署。决定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求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进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所有这些要求,都包含着弘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形成的各种精神的内容。

    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召开的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专门对苏区精神进行了论述和强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使我们感到分外鼓舞和振奋:

    第一,习近平同志明确使用了“苏区精神”的重要概念。在全篇讲话中,一共出现了三次,并且把“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作为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之际对全党提出的重要要求之一。根据李长春和习近平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等一样,都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重要精神之一。

    第二,习近平同志明确概括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指出:“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一共七点。这样,长期以来党史界的研究成果和江西等省党委政府概括和使用的内容,得到了权威的认定。

    第三,习近平同志明确论述了苏区精神产生的实践基础。即说明,这个苏区精神,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这也是与其他很多革命精神有所不同的地方。

    第四,习近平同志明确界定了“苏区精神”的性质、地位和意义。强调指出:“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寥寥数语,既说明了苏区精神的性质,又说明了苏区精神往前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向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同时,还说明了苏区精神与党的其他革命精神的辩证关系。

    第五,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弘扬“苏区精神”的要求。他把苏区精神与创先争优、经受四个考验、防止和克服四个危险联系起来,强调:“我们要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创先争优,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继承先烈遗志,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学习宣传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作出卓越贡献的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思想品格,培养浩然正气,牢记‘两个务必’,从而更好地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的危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则直接对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随着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的召开,对苏区精神的研究、宣传和弘扬必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这次苏区精神研讨会,一定要认真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领会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对苏区精神的研究,开创弘扬苏区精神的新局面。

    二、充分认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培育的各种精神及其经验是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苏区精神,要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放在党所创造和培育的革命建设改革精神、放在党所倡导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样一个整体的背景、环境和内容中来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并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这部历史,简单地概括,可以称为是奋斗史、探索史、自身建设史。如果进一步展开,党史还有很多线索,其中就包括精神发展、精神建设的线索。我们党90年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精神发展和精神建设的历史。这里所说的精神,与哲学上所说的精神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哲学上,物质和精神是一对最基本的范畴。哲学上的精神是一个广义的范畴。指的是人类的意识、观念和心理状态。精神是与存在、物质相对应的一种东西。而我们党史上所说的精神、包括苏区精神在内的精神。则是一个相对小一点、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通常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下形成的,具有特定内涵、外延以及种种特点的某种精神类型。包括革命精神、创业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它是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精神现象,更多地侧重于特指的精神类型,但也是广义精神的一个方面。

    90年来,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培育和形成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精神。在革命时期,主要培育形成了以坚定信念、救国救民、敢于斗争、勇于探索、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严守纪律、维护团结等为基本内容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培育形成了以建设国家、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等为基本内容的建设精神,如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培育形成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敢闯新路、开拓创新等为基本内容的新的时代精神。如“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等。这些都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精神,或者叫精神类型,是在丰富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内涵、外延以及特点的精神类型。

    苏区精神,就是这众多革命建设精神中一个重要的类型。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重要精神,是我们党在当时所形成的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苏区精神既有我们党的众多革命精神的基本共性,又有许多富有特色的个性。其内涵十分丰富。专家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概括、界定苏区精神的内涵。有的概括为七点、六点,有的则概括为五点、四点或三点。不管如何概括,苏区精神都有重要的价值。如不唯本本、调查研究、大胆创新、密切联系群众、反腐倡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等,都集中反映了党和苏区军民的旺盛斗志和高昂向上的精神风貌。习近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将苏区精神概括为七个方面,对苏区精神的内涵作出了权威的界定。

    纵观我们党90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精神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而取得胜利感到无法理解。从单纯的物质条件来看,确实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党基本上是在物质条件远远不够、甚至极差,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种重要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精神的力量。

    90年来,我们党,包括党的整体,包括广大党员,包括运用动员群众的手段,都充分地发挥和利用了精神的力量。我们党通过思想建设、精神激励、榜样示范以及其他各种方式,把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把救亡图存、人民翻身解放的理念和精神,转化成一种改天换地的强大力量。正因为有了这种力量,我们才克服了难以计数的困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取得了胜利,走到了今天。

    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和情况下,我们党也出现过过于夸大精神力量作用的现象,试图把精神作为治国理政的主要手段,甚至宣扬精神万能,试图单纯靠精神力量解决所有的问题。不懂得或者忘记了搞建设需要运用精神的力量,但是不能光靠精神的力量,归根结底还是要以发展生产力基础,要讲物质利益,要给人民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整个社会来说,需要用精神的力量来引导,但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光靠精神力量从事他们的工作、指导他们的行为。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和情况下,我们还错用了某些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科学的精神观念,以此来统一思想,如“文化大革命”中鼓吹个人崇拜、忠于领袖个人的封建主义思想,把滥用暴力、侵犯人身自由、随意打砸抢等说成是“造反有理”,等等,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中央苏区,当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苏区建设和红军队伍建设都曾蒙受过严重伤害。特别是革命根据地最后丢失,红军被迫长征,更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对此,我们也要深刻反思,不能忽略,更不能当成苏区精神来加以宣扬。

    回顾和总结我们党90年的历史,无论成功还是挫折、经验还是教训,包括苏区精神在内的革命建设改革精神,都是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它们是传统民族精神的有选择的继承和弘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改造、运用和创新;是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的重要源泉和集中展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大力弘扬。

    三、正确认识精神世界的内涵、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深化对党的精神的研究,在与时俱进中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和其他革命建设改革精神

    研究党史上的精神现象,不能局限于党史,而要善于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哲学的层面,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乃至生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全面的挖掘。

    精神现象、精神世界是人类在自然发展进程中自觉产生和不断丰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和现象。从哲学层面上来说,整个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精神世界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它是物质世界的反映,但又有自己特殊的表现和规律。人类的文明程度来源于物质世界的进步和变革.但又是在精神领域文明成果不断积累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和进步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体现是生产力。但生产力归根结底又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成果,不仅表现在具象的物质上,而且表现在对这种具象事物的理论抽象上,从而形成一种文明的产物,积累在一代一代人的头脑里面。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反过来,精神和观念对物质和存在又有巨大的反作用。人类文明的积淀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类精神世界丰富和完善的过程。物质的东西可以摧毁,但精神的东西可以通过一代一代人传承下来,是难以摧毁的。因此。精神现象、精神世界是人类在自然发展进程中自觉产生和不断丰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和现象,对精神问题的研究是人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重要课题和重要任务。

    如果说人类社会有两个世界,那么相比较而言,我们对这两个世界的研究,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尤其对于精神的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应该说.几千年来,人类对自身的精神现象进行了长期探索和思考,伴随着对精神问题的研究而产生了许多流派、主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等等,都在精神问题的研究上产生了巨大的突破,影响了世界,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也许他们的理论、主张不一定都正确,甚至有很大的谬误,但是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中国来说,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对于“精神”问题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教学说,非常注重研究精神世界,特别是从内省的角度提倡修炼自己的精神世界,力图把人加以完善,并且以此为国家的治理提供精神规范。对这种精神研究、精神修炼,不能简单否认它们的进步作用。至今我们都强调内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修炼自己,修养自己,陶冶自己。对于国家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了中华文明发展,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当然,很多传统的精神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压抑了人的人性。压抑了人的几乎所有的需求,使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造成了超稳定统治的一种规范,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超稳定的、近似停滞的状态。

    如今,对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现象都研究透彻了吗?显然没有,而且差得很远。人类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自身生理、精神、心理的探讨。在这种探讨中,会有成果,也会有迷茫,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哲学家、科学家经过艰难探求后,有的把答案归于上帝,有的陷于迷茫、彷徨,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这说明对人类精神探讨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大营垒的划分,可以比较清楚地找到它们的区别和各自的本质。但是过于简单的划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弊端,以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精神世界研究的忽视。所以,在精神世界的问题上,还有很多疑难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探讨。比如,怎样准确地界定精神的范畴?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类社会长期积淀的精神成果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精神力量在社会发展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它的作用的限度又是多少?如何看待宗教这类精神现象的作用?等等。这都是摆在理论工作者乃至人类社会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上来看,研究党史上的精神现象,就是人类研究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领域乃至突破口。我们研究党史,不仅要研究党的活动过程、党的奋斗过程、党的政策发展过程,而且要加强对精神问题的研究。换句话说,“精神”问题应该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重要课题、重要任务。长期以来,我们党、我们的党史部门或其他各研究部门、系统,对精神问题的研究都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也出了很多成果,如编写出版了关于各种革命精神的研究著述,在各种党史著作中,也体现了各种革命精神。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组部合编的《党的历史知识简明读本》,主要以知识点的形式,把党的历史从各个角度加以解说,其中包括党的历史传统、各种革命精神。而各地修建的革命纪念馆,除了让人们了解历史之外,也会产生一种精神激励、精神鼓舞作用和精神引导作用。今年6月。重庆市委党研室和中央党研室科研部联合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革命精神研讨会。这次会议的特点,不是仅仅研究红岩精神.而是把全国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精神类型结合起来,共同探讨革命精神。因此,这次会议标志着党史界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研究,已经开始从个案发掘、独立研究、单线发展,明确地走向了综合比较、整体研究、广泛宣传的阶段。

    随着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的召开,也随着江西省今天几个会议的召开,对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我们怎样进一步开创苏区精神研究、宣传、实践和弘扬的新局面呢?进而,怎样开创对党的革命建设改革精神研究、宣传、实践和弘扬的新局面呢?

    总体上,都要以胡******总书记的七一讲话精神、以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为指导,抓住机遇,切实把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落到实处。

    具体来说,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加强苏区精神的系统研究。即,继续把苏区精神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深入挖掘和研究。要根据习近平同志对苏区精神的界定,将苏区精神的内涵更加集中、系统地展示出来,说明每个内涵的产生、表现和演化,说明这些内涵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结构等。同时,也要对苏区精神的具体内涵进行全面辩证的研究分析,既充分肯定苏区建设取得的精神成果,也要防止把当年“左”的错误当做正面的东西来宣扬。

    第二,进一步加强苏区精神与党的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研究。既要梳理各种革命精神的共性,又要分析和突出它们的个性。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几个省份的同志要加强交流,中央革命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所在地区之间也要加强交流。全国比较突出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要加强交流,开展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使这些精神的共性与个性都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类似重庆那样各种革命精神综合、比较的研讨会,还可以继续召开。

    第三,进一步加强苏区精神的宣传介绍,扩大苏区精神的影响。苏区精神的研究成果要尽可能转化成活生生的教材。近年出版的《人民共和国摇篮丛书》、《中国苏区史》等书,既是研究的成果,又扩大了对苏区精神的宣传。今后还要注意更多、更好地转化研究的成果,使之为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服务,为加快革命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服务。转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总的是要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如文学、电视、电影、戏剧、美术、摄影、雕塑、音乐、书法、展览、网络作品、手机段子、红色旅游中的解说词、景区景点的文字说明等等。有的转化工作可以通过党史工作者实现,有的则可以借助全社会的力量来进行。

    第四,进一步把苏区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推进苏区精神的时代化。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局限。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并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应用。但也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简单传承的。如苏维埃这个名称,就打上了极其明显的外国烙印。当时苏区的很多做法,学的都是苏联的一套。这里面就有很多不能继续传承。即使基本的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也有一个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形式上转换话语体系的问题。而且,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今天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和形成的很多思想观念,未必都能在当年的革命精神中找到现成的种苗,更不是从当年的精神中简单复制的。所以,弘扬苏区精神,一定要与弘扬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推进苏区精神的时代化,使我们今日所培育和弘扬的精神既发扬了优良传统,又更符合时代潮流。

    第五,进一步把精神转化为物质,把机遇转化为现实,推动中央苏区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苏区精神的研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个中心、大局,最重要的就是革命老区的改革、建设和发展。由于当年的苏区多位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偏僻落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就会有很大的困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发展,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这一次,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又再次强调:“要继续大力关心老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帮助老区加快致富发展步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让老区人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加幸福。”革命老区要尽可能抓住机遇,采取措施,把这些指示和政策落到实处。要处理好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的关系。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苏区精神转化为现实的发展成果。

     

    本文为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李忠杰

    2011117在江西瑞金召开的

    第四次全苏区精神研讨会上的讲话

     

     

     

     

     

     

     

     

     

     

     

     

     

     

     

     

    大力加强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

    沈谦芳

    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苏区精神概念,并将其主要内涵概括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7句话28个字。由此,苏区精神正式进入官方话语体系,并成为我们党精神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然而,目前对苏区精神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对苏区精神的宣传除了在江西特别是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区域很火热以外,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浓厚氛围。这里,我仅就大力加强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提出和概括苏区精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已经形成定论并得到广泛宣传的精神已经很多了,甚至社会上还有“各种精神泛滥”的说法。那么,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还要提出并概括苏区精神呢?

    1、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貌的总称。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苏区精神。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10年间,中国苏维埃运动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是从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5年多时间。这期间,我们党领导建立了从国家到省到县到区乡各级政权,进行了治国安民的伟大预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形成了宝贵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了苏区精神的主体。井冈山斗争,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结束,处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期,培育的井冈山精神是苏区精神的伟大开篇;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到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处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后期,培育的长征精神则是苏区精神在长征路上的具体体现和发展。也就是说,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是苏区精神的大范畴中一前一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都不能替代、实际上也替代不了全部的苏区精神。如果不提出苏区精神并对之进行科学的概括,则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链条就会不完整。

    2、苏区精神的提出和概括是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一段时期以来,党史界以及社会上总有人认为,“苏维埃”是舶来的,老百姓不懂,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开展苏维埃运动是“走错了路”;总有人认为苏区时期“左”倾错误占据统治地位,把那一段党的历史看成一团漆黑;总有人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就够了,不需要再提出和概括什么苏区精神。这些观点或言论,实际上是对苏区历史特别是中央苏区历史的否定,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史的割裂,是对苏区党政军民巨大贡献和牺牲的漠视。其实,没有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斗争,哪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哪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和发展?哪有中共中央的脱胎换骨、走向成熟?哪有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伟大预演?哪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脉相承?因而,看待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历史,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主流、看本质,不能以偏概全。今天,我们讲苏区精神,是讲那一段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是讲那时留下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讲从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史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剂,而不是要肯定什么“左”倾的东西。可以说,习近平同志对苏区精神概念的提出及对其基本内涵的科学概括,是对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历史的尊重和肯定,为我们树立了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的光辉典范。

    3、苏区精神的提出是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的现实需要。苏区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我们要像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继承先烈遗志,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学习苏区时期作出卓越贡献的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思想品格,培养浩然正气,牢记“两个务必”,从而更好地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的危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苏区精神的提出和概括对于促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有什么特殊意义

    苏区精神的提出和概括,不仅对于树立党的历史自信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促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1、充分肯定了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重要的历史地位。苏区时期,我们党领导开辟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其中,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红都瑞金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群首脑机关所在地。各项政令、军令从瑞金发出,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同时,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还为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示范导向作用。苏区精神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共有的精神风貌,既源自各革命根据地的共同培育,又在各革命根据地都有体现。但是,在各革命根据地中,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具代表性,无疑又是苏区精神的主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地。因而,苏区精神的提出和概括,实际上是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在党的历史上重要地位的充分肯定。

    2、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带来了更多的国家扶持和社会帮助。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但是,党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在各地的落地程度又是不平衡的。其中,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任重道远、困难很多,更加渴望得到国家较为充分的资金、政策和项目挟持。2011年,正当赣、闽、粤三省积极酝酿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同志出席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郑重提出并概括苏区精神,强调要“继续大力关心老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帮助老区加快致富发展步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让老区人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可以说,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和苏区精神概念的提出,直接推动了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促进赣、闽、粤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当前,随着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挟持和帮助纷至沓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人民感党恩、跟党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续写着“赣水苍茫闽山碧”的英雄史诗。

    3、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是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既有精神动力,苏区精神则是新开掘的实际包含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在内的巨大精神动力。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实现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需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我们要像弘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一样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从而更加坚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一定会振兴发展;更加自觉地发扬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踏平坎坷,成就伟业;更加牢固地树立一心为民宗旨,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老区的建设和发展赢得最广泛的群众拥护和支持;更加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矢志用一流的工作争创一流的业绩。

    三、如何加强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

    由于苏区精神得到权威确认和概括的时间不长,相对其他精神而言,研究和宣传都还显得较为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

    1、要进一步找准苏区精神的研究方向。我们要以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加深研究苏区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加深研究每个内涵的产生、表现和演化以及这些内涵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加深研究苏区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新社会、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导向、凝聚和促进作用,加深研究苏区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链条上的不可或缺性,加深研究苏区精神与“左”倾错误的本质区别,加深研究苏区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关系,加深研究苏区精神的时代价值;等等。建议将苏区精神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吸引高水平的学术团队投身该项研究,以尽快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建议将苏区精神的研究列为全国“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的常规项目之一。

    2、要进一步加大苏区精神宣传的力度。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使学术界广泛认可苏区精神,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要场合、公开讲话中经常提到苏区精神,使人民群众家喻户晓苏区精神。建议将苏区精神列入2014年全国宣传工作的要点,从而使苏区精神的宣传呈现出高位推动、统筹安排、异彩纷呈的良好态势。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大宣传苏区精神的力度,同时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电影、电视剧、戏剧、美术、摄影、雕塑、音乐、书法、展览、网络作品、手机段子、红色旅游中的解说词、景区景点的文字说明等形式来宣传苏区精神。要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开设的中共党史课程中充实苏区精神内容;要运用座谈会、研讨会、知识竞赛、宣讲活动、读书活动等多种形式,营造学习、宣传苏区精神的社会氛围。

    3、要进一步将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融入中心工作。建议将苏区精神的学习列入全国各级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内容,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对苏区精神的了解,提高他们对苏区精神的认识,而且对全社会有很强的导向示范作用;建议在中央领导的相关重要讲话中写入苏区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使用苏区精神,在营造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中重视苏区精神,在经济社会建设各项工作中体现苏区精神。总之,既要通过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推动中心工作,又要通过中心工作推动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从而使苏区精神获得应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效用。

    4、要进一步处理好苏区精神与同时期其他革命精神的关系。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社联将苏区精神列入2013年度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标并整合力量开展攻关,目前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研究中,我们将苏区精神定位为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貌的总称,认为苏区精神既来源于苏区时期不同的苏区地域和历史时段,又在苏区时期不同的苏区地域和历史时段有着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苏区精神与同时期其他革命精神的关系。比如,井冈山精神是苏区精神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前期和井冈山区域的具体体现,长征精神是苏区精神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后期和长征途中的具体体现。苏区精神最集中体现的区域是中央苏区,最集中体现的时间是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开辟中央苏区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鉴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都经江泽民同志的权威概括和提倡,并通过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而早已深入人心,因此,我们主张在宣传苏区精神时可以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三者并列,而不动摇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既有的地位和影响。这样做,只会加大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力度,不会引起混乱。但是,如果只提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不提苏区精神,这就漏掉了中国苏维埃运动时期最重要历史阶段和最重要苏区区域共产党人所展现的精神风貌。至于已经广泛使用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则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是苏区精神在广大苏区千部身上的具体体现。因而,提到了苏区精神,实际上也就提到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这方面是顺的,没有问题。当然,苏区干部好作风这个概念也可以根据需要单独使用。

     

    本文为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博士、教授,

    现任中共江西省委副秘书长沈谦芳于2011117

    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四次全苏区精神研讨会上的发言

     

     

    苏区精神的给予

     

    编者按:苏区精神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和培育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宝贵精神财富。2005年、2007年、2009年分别在兴国、瑞金、北京召开了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今年11月初,第四次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在瑞金召开。研讨会的召开得到全国理论界的广泛参与,引起了对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等方面的深入探讨,他们都认为系统地深入地研究苏区精神,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现摘要刊发历次研讨会部分文章观点,供交流参考。

     

    正确把握研究苏区精神的几个问题

    李忠杰

    近年来,党史界对苏区精神展开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研究苏区精神需要正确把握以下问题。

    苏区精神是党的光荣传统的集中体现。苏区精神的所有内涵都是代表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符合发展潮流,具有积极的有意义的内容。应该说,苏区中有许多好的优良传统,集中反映了党和苏区军民的旺盛斗志和高昂向上的精神风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过时,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好传统完全是历史给予我们完成伟大任务的强大精神动力。

    要处理好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的关系。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都为形成苏区精神作出了贡献。当时,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除中央苏区外,还有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广西百色、广东东江、海南琼崖、陕甘边、陕北等,他们在建设根据地和红军方面都很好的经验。苏区精神以中央苏区最有代表性,但同时也包含其他苏区创造的精神。因此研究苏区精神重点是研究中央苏区的贡献。同时,也要对其他苏区的贡献进行研究。

    处理好苏区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的精神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其中重要的发展阶段。那么,它是如何传承发展井冈山精神?与长征精神有哪些相联系的地方?这些呢,我们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要处理好苏区精神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关系。苏区精神一经产生便充满了朝气活力,就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是扎根在中国土地上的革命精神。研究苏区精神也就是研究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关系,研究苏区精神的内涵与哪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有关,在哪些地方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糟粕,在哪些地方发展了传统优秀文化。

    对苏区精神的内涵要科学的加以界定和鉴别。党在探索革命道路中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找到正确途径的,苏区实施的一些政策、策略、方针、方法,有的一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完善。所以,研究苏区精神应该注意进行科学界定和鉴定,不能把照搬苏联的东西也都作为苏区精神的内容来加以宣传。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苏区精神的时代价值

    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苏区军民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多次击退强大于自己数倍的敌人的进攻,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广大红军干部在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指引下,上下团结,同仇敌忾,奋力杀敌。可以说是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将他们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从而使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红军切实地变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当前,必须像当年苏区干部群众一样,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定取得胜利的崇高信念。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紧紧围绕“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中央苏区时期,党开始局部执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宗旨所在。广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红军指战员牢记这一宗旨,时时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着想,自觉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当前,必须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苏区精神,始终把代表、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工作的首位,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继承和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优良传统,争创“第一等的工作”。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关键在于他们艰苦奋斗、吃苦在前,在于密切联系群众、甘当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因为这样的好作风,才创造了苏维埃“第一等的工作”。当前,要与时俱进地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优良传统,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解决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像当年苏区干部那样“廉洁奉公,以身作则”,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中央苏区各级党政机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清廉的政府机构;各级党政军群的工作人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廉洁的官员。当前,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就要像苏区干部那样“廉洁奉公,以身作则”,真正认识到党是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谋利益而存在而奋斗的。只有像当年苏区干部那样,建立廉洁自律与制度、纪律、法制相结合的机制,并坚决维护各项廉政制度的严肃性,才能使党内******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使清廉从政真正形成风气。

      (执笔人:张孝忠,时任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主任)

     

    苏区精神:中共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余伯流

    苏区精神的内涵可以简明概括为24个字: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清正廉洁,争创第一,无私奉献。

    坚定信念,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不仅坚定了中央苏区时期全党同志和全军将士的信念,而且对引领中国革命走向全国建立新中国,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求真务实,“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发表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新风。

    执政为民,“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广大苏区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党的这一宗旨,努力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受到全国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

    清正廉洁,践行“苏区干部好作风”。在全国广大苏区,党和苏维埃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于政务,一身正气,铸就了血浓于水、鱼水相依的党群关系。“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脍炙人口的山歌,就是当年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苏维埃政府被称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争创第一,创造“第一等的工作”。在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扩红运动、推销公债、拥军优属、粮食动员等各项工作中,广大苏区干部努力拼搏,开拓创新,模范带头,都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表彰。

    无私奉献,“一切为了苏维埃”。在中央苏区血与火的峥嵘岁月中,广大军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了苏维埃,广大人民群众倾其所有,参军支前,积极支援红军和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人民倾其所有,支援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在全国是罕见的,震撼人心的。这种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是苏区精神的重要方面。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弘扬苏区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刘庭华

    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全国苏区中起着核心领导示范作用,其中最根本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中,铸就并忠实践行了以“求真务实、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为基本内涵的苏区精神。弘扬苏区精神,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脱离群众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永葆执政地位的根本。昔日中央苏区的创建者们抱着救国救民,解放工农的崇高目标,践行“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顶着撤职和牺牲的双重危险,坚持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初步雏形。我们要学习中央苏区干部那种“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廉洁奉公品格,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有效办法,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使我党一直稳居执政的宝座。现在看来,这还有一段较长的道路要走,需要全党共同努力。

    忧党之先乃民生之患——“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苏区时期,物资严重匮乏,生活极其艰苦,由于苏区各级干部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决好了油柴盐菜米等生产和生活一切问题,所以,苏区群众真心拥护共产党,说“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苏区得以大发展。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我们党首先要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民生问题,不仅党的先进性难于体现,就连党的执政地位及生存的持续性都会成为质疑。无疑,把实现和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头等大事。

    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不可或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以民主的口号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辅之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如打土豪,分田地,从而争取了民心,取得了天下。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艰苦,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实行军队的民主主义。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始终高举民主的旗帜取得了执政地位,今后仍要高举民主的旗帜,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论苏区精神

    凌步机

    苏区精神的丰富内涵就是6句话24个字,即:“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艰苦奉献,廉洁奉公,争创第一”。其中最核心、最具中央苏区原创特色的,是“执政为民、廉洁奉公”。

    苏区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的共产党人、红军将士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是民族的精英。苏区精神的产生,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升华到了崭新的更高境界,发展到更宽广的领域。 

    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深化和发展。苏区精神之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革命信念、“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艰苦奋斗作风等等,都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斗争时期的深化和发展。井冈山精神毋庸置疑是苏区精神之源头。而苏区精神之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争创“第一等工作”的进取精神、廉洁奉公的自律意识等等,又为苏区军民所创造,是苏区军民对中国革命精神建设作出的独特贡献。

    苏区精神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苏区精神在红军二万五千里漫漫征战中发展凝铸成伟大的长征精神,并在陕北开花结果,发展为抗战时期伟大的延安精神。苏区精神顺理成章地成为红军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之先河和源泉。它与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以及建国以来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如果将中国革命精神的形成、发展比作一根链条,苏区精神就是这根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系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原调研员、副主任)

     

    本组文章刊载于2011115日出版的《光明日报》

     

     

     

     

     

     

     

     

     

     

     

    苏区精神新解读

    余伯流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造就的伟大革命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原创意义的当代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光辉一环,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苏区精神的内涵应从原生态上去研究与把握。弘扬苏区精神,对加强党的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要“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新风正气”,“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最近,党中央召开了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5年10月,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等单位曾在兴国召开过第一次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2007年11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等单位在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现在,有关单位又组织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这对于我们深入研讨苏区精神,贯彻落实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一、定位把握: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区精神的定位 问题,仍然是当前首先必须高度关注、取得共识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

    第一,苏区精神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雄并起、烽火连天的全国苏区革命斗争,是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相伴生的独立精神形态。苏区精神最早是从研究中央苏区史时提出来的,但苏区精神是一个大概念,不仅仅是指中央苏区,而是泛指和涵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领导创建了井冈山、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湘鄂西、鄂豫皖、海陆丰、琼崖、陕甘、湘鄂川黔、川陕等13块革命根据地。这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都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起点,在当时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中,都衍生和造就了不同表现形态的伟大的苏区精神。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治国安邦、局部执政的伟大预演中,苏区精神在中央苏区和全国苏维埃区域得到了更好的彰显和发展。研究苏区精神正是要从这样一个大背景、大视野、大概念出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央苏区。

    第二,苏区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血脉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淀,是具有原创意义的当代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爱国至上,精忠报国”、“一身正气,救民于火”和“敢为天下先”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传脉,一直滚动不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年代,这种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相结合,就凝聚成特定的“苏区精神”。这种特定的苏区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首创性、原创性精神形态,是当代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苏区精神中的思想内核处处都闪耀着民族精神的璀灿光芒。

    第三,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史上不朽丰碑。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和培育了创党精神、北伐精神、铁军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等精神,这是一个伟大的精神宝库,一个辉煌的精神链条。苏区精神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继井冈山斗争培育和造就的伟大革命精神。从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到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战斗了五年零九个月。这一段血与火的战斗岁月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毛泽东思想开始架构和发育成形的时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聚集崛起和崭露头角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治国安邦、局部执政的时期,是党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治国精英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先进性建设和形成优良传统作风的时期。苏区革命斗争是苏区精神本体和源泉。研究苏区精神不能离开中央苏区和全国苏区革命斗争的本体和源泉,离开了这个本体和源泉,苏区精神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四,苏区精神具有革命性、民族性、时代性相统一的品格,是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苏区精神从本质上看,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沃土,又融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时代特征、共产党人的革命风格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一宝贵财富的精神血脉也是新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传承和弘扬的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它既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深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种革命性、民族性、时代性的聚焦点,就是一种创新精神。革命要创新,民族要创新,时代要创新。创新是苏区精神的题中之义,也是时代精神的本质要求。

    第五,苏区精神是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的延伸和发展,也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苏区精神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同根同源,但又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产生的精神形态,其内涵和表现形态是不一样的。井冈山精神不能代替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是继井冈山精神之后党培育和造就的、独立的精神形态。那种认为有了井冈山精神就可以不提苏区精神,或者突出宣传井冈山精神就淡化、忽略、漠视苏区精神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二、内涵概括: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清正廉洁,争创第一,无私奉献

    苏区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但在概括上见仁见智。根据我的多年研究和新的思考,就苏区精神的内涵谈点看法。

    我认为概括一种精神内涵应把握三个要点:一要从原生态去研究苏区精神的内涵,就是说,要尊重史实,忠于史实,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切合历史的本来面貌;二要驾驭全国苏区斗争历史的全局,把握苏区精神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主流形态,抓住最能穿透时空、影响时代的亮点,充分考虑苏区精神的个性、特征,来概括苏区精神的内涵;三要采用大众化、通俗化的精短语言,不要太长,要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宣传。

    具体来说,我认为苏区精神的内涵可简明概括为24个字,即: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清正廉洁、争创第一、无私奉献。

    我采用现代语言与历史文献原句相结合的方法,表述如下:

    1、坚定信念,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于1930年1月在中央苏区就针对中央“二月来信”和林彪等人的悲观思潮,给林彪写了一封近八千字的党内通讯,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不仅提出了红军初创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构想,而且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和诗人的气质,指出中国革命的前景犹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一年零四个月后,具有“燎原”意味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就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城瑞金呱呱坠地了。毛泽东的预见和判断成为活生生的“星火燎原”的现实。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不仅坚定了中央苏区时期全党同志和全军将士的信念,而且对引领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苏区精神的首义,也是苏区精神的灵魂所在。

        2、求真务实,“反对本本主义”

    苏区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首先是思想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理论概念和基本思想,最早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提出的,早在1929年6月24日红四军“七大”前夕,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初创时期出现的重大原则问题争论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给林彪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这是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因此必须“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更加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提出了“共产党人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苏区时期提出的“思想路线”的概念及其基本思想,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了践行这一思想路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发表了《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等,开创了我党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新风。可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涵。

    3、执政为民,“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执着追求。这一理念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很明确。在根据地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在全苏二大总结中央苏区经验时,毛泽东郑重提出:要深刻地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从土地问题、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已的议事日程上。毛泽东强调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这里,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实际上已经阐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这是我们党的文献中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明确表述。广大苏区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党的这一执政宗旨,努力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受到全国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苏区人民发自内心称赞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4、清正廉洁,践行“苏区干部好作风”

       在全国广大苏区,党和苏维埃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于政务,一身正气,铸就了血浓于水、鱼水相依的党群关系。“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脍炙人口的山歌,就是当年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兴国模范县委书记谢名仁、长冈乡苏主席谢昌宝、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刘启耀等,就是苏区干部的优秀代表。全国其它苏区也涌现出许多这方面的优秀干部。为了使苏区干部廉政清明、克已奉公,苏维埃中央政府规定,“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如果发现了******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制定了许多法规法纪,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凡************分子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惩处。1932年5月9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院(主审梁柏台),就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批准瑞金县苏裁判部的原判,将瑞金县苏的******分子谢步陞(私吞公款、******妇女、公报私仇等)处以***决,打响中央苏区反腐惩贪的第一枪。1933年12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时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工程基建处处长的左祥云、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仕祥等8个************分子,都被苏维中央政府判处死刑,一时哄动苏区,大快人心。1934年4月至9月,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对中央政府各部进行了检查审计后,在审计报告中宣布:“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可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涵。

    5、争创第一,创造“第一等的工作”

    在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扩红运动、推销公债、拥军优属、粮食动员等各项工作中,广大苏区干部努力拼博、开拓创新、模范带头,都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表彰。赣东北省委、兴国县委、长冈乡、才溪乡苏维埃政府就是这方面的先进模范。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全苏二大热情洋溢地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毛泽东认为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二苏大会期间,毛泽东还表彰了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赣南的西江,湘赣边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湘鄂赣边的阳新县,瑞金直属县等,说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毛泽东在大会期间,还亲笔为兴国县题写“模范兴国”四字,予以褒奖,并号召全苏区干部要向兴国县学习,造成“几十个兴国县”,“几千个长冈乡”,作为我们“巩固的阵地”。

    6、无私奉献,“一切为了苏维埃”

    在中央苏区血与火的峥嵘岁月中,广大军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了苏维埃,广大人民群众倾其所有,参军支前,积极支援红军和反围剿战争。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曾说:“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当时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人,青壮年有50万,先后扩红参军的有33万,支前的60余万,牺牲的有20余万人,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为10.8万人,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等县的烈士都在1.6万人以上。瑞金县有一贫苦农民,八个儿子全部参加红军并壮烈牺牲。闽西有10万儿女参加红军,有2.8万人参加长征,湘江之役中,担任殿后掩护任务的红34师5000余人未能过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为国英勇捐躯。长征途中,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战士倒下。兴国人民为了支援红军出征架桥,年逾七旬的曾大爷连自已的寿板都捐献出来了。中央红军长征前夕,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号召苏区人民为保卫苏维埃而战。苏区人民响应中央政府号召,扩大红军达8.6万人,征调挑夫5000余人,借谷84万担,筹款150余万元,中央苏区的人民倾其所有、支援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在全国是罕见的、震憾人心的。这种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是苏区精神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如果用简单明快、群众喜闻乐见的“四言体”方式来概括苏区精神的内涵的话,我倾向24个字:“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清正廉洁、争创第一、无私奉献”。这24个字,既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凸现了苏区精神中具有原创意义的特色和个性。

    三、价值取向:苏区精神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动力

        中央几代领导人一直都非常关心老区人民、关注苏区精神。

    1951年8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委派谢觉哉为团长中央慰问团来到江西和赣南老区,送来了毛泽东“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亲笔题词,这个“革命传统”,是“苏区精神”的最初表述。

    1996年9月,江泽民在视察老区时提出,“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这个“老区的精神和传统”,就是“苏区精神”初步概括。

    2003年8月,胡******视察赣南老区时指出,“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个老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是“苏区精神”的进一步阐述。

    2003年12月,李长春到赣南考察时明确提出了“苏区精神”的概念。他说:“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此,伟大的“苏区精神”的概念,开始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所认同。

    当前,继承和弘扬伟大的苏区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新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不断赋予苏区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动员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第一,继承和弘扬苏区精神,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苏区精神的灵魂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高举旗帜、开拓创新。旗帜召示前进道路,旗帜指引胜利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一定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第二,继承和弘扬苏区精神,就要更加深刻地领会科学发展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苏区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全面把握科学发展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三,继承和弘扬苏区精神,就要牢牢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央苏区和全国苏区的艰苦岁月里,我们党提出武装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当家作主、过上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牢固的基础。

    第四,继承和弘扬苏区精神,就要坚持党的执政为民的宗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苏区时期,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形成了一道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当前,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五,继承和弘扬苏区精神,就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苏区时期,毛泽东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着力从思想上建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苏区斗争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伟大的苏区精神永放光芒!

     

    本文是时任江西省首席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余伯流于2013年12月11日在北京

    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专家论文

     

     

     

     

     

    永恒的苏区精神

    许  锐

    2016 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之年。“十三五”规划的蓝图正徐徐展开,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的号角已经吹响。

    伟大的事业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实现良好的开局更需要传承崇高的革命精神。苏区精神正是实现新目标需要大力弘扬的崇高革命精神。2011 年 11 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继承先烈遗志,大力弘扬苏区精神。”

    伟大的革命孕育崇高的革命精神。历史不能忘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苏区军民在这里书写了气势恢宏的革命史诗,缔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肇端,孕育形成了彪炳史册的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正是党在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苏区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全国各苏区干部群众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崇高革命精神。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链条中的一颗绚丽明珠,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长征精神的直接源

    泉。苏区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核心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的群众路线,精髓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品格是“自带干粮去办公”“节约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优良本色。其中,“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争创一流”和“无私奉献”,是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军民共同具有的伟大精神品格;“求真务实”“一心为民”和“清正廉洁”,则是苏区各级党员干部所具有的崇高精神风范。正如习近平指出:“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

    精神恒在,力量永存。苏区精神积聚了为争取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革命精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丰富经验,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独特而又鲜明

    的政治本色、价值坐标和精神特质,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武器,是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法宝,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革命战争年代,苏区精神成为广大苏区干部、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更要大力传承苏区精神。

    时代大潮奔涌前进,苏区精神历久弥新。2015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永远铭记、世代传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站在“十三五”的新起点上,更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苦干实干,攻坚克难,为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让伟大的苏区精神永放光芒!

     

    本文发表在2016年《百年潮》第1期上,

    作者许锐系中共瑞金市委书记

     

     

     

     

     

     

     

     

     

     

     

     

     

     

     

     

     

     

     

    论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核:苏区干部好作风

    凌步机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查研究,求真务实;关心群众,执政为民;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模范带头,争创一流”之内涵是构成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核。苏区干部好作风与苏区精神,都是中国革命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人文道德和精神血脉的传承和发扬,是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一座彪炳千秋的丰碑。在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新时期,大力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优良的党风是党自身建设题中应有之义。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局部范围内的执政党。这一时期的“苏区干部”,不仅包括广大的党员干部,还包括广大的非党员干部。“苏区干部好作风”山歌赞颂的是全体苏区干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已经成为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优良作风,受到了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赞誉。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苏区时期党风和干部作风建设取得的这一辉煌成绩,值得大书特书,亟需史学工作者和党建工作者们深入研究。

    一、“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丰富内涵

    笔者认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丰富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是苏区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种作风,也就是我们党历来倡导和坚持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

    毛泽东是这一优良作风的最早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早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就深入于安源矿区,穿行在湘江两岸,调查了解工人、农民状况,指导开展工人运动和农******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的不朽篇章。1927年秋收暴动引兵井冈山之后,他又作了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在领导中央苏区斗争过程中,他更是利用战争的空隙时间,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大量农村调查。每一次调查,毛泽东都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他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都是我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⑦]每一次调查,他都认真做好准备,与被调查对象交知心朋友,千方百计让群众讲真话,讲心里话,所以每次调查他都能获得真实的第一手材料。1930年5月,他在作“寻乌调查”之后,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即著名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文章深刻阐述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⑧]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⑨]。而“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⑩]他大声疾呼:“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⑪]“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⑫]1931年4月2日,毛泽东还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向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发出《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⑬]

    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调查,善于运用调查所得材料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从中得出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结论;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情况,调整党和红军的工作目标、计划和战略部署,引导党和红军不断战胜困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中央苏区红军第一至三次反“围剿”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根据地党和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等正确的方针政策,都是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并不断总结根据地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而制定出来的。

    除了自己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之外,毛泽东还强调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⑭]他还亲自为红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甚至亲自动手设计各种调查表格,交代调查中准确填写的注意事项。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影响下,从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兴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热潮。尤其是红军中各级政治机关,更是把调查根据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主动自觉地去完成。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以及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等一大批同志,都像毛泽东那样,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二)关心群众,执政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根本宗旨,也是党对苏区干部最根本的要求,是“苏区干部好作风”最核心的内容。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告诫苏区干部:“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⑮]

    各级苏维埃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领导苏区军民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实行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提高了生产水平,改善了人民生活。这些都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他们还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努力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比如,组织领导农民建立劳动互助社、耕田队、换工队、耕牛站、耕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帮助群众克服缺乏劳力、耕牛农具的困难,发展生产;领导群众创办各类消费合作社,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活跃苏区市场,减少私商中间盘剥,保护农民利益;大力倡导发展粮食合作社,以调剂苏区各地粮食余缺,保证苏区军民粮食供给,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等等。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表扬兴国县和上杭县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模范。长冈乡贫苦农民马荣海的房子被火烧了一间半,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工捐料,三天就帮他盖起来了。榔木乡有三四个过去当乞丐的人,到1933年夏天还很穷,缺粮没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捐米捐钱救济他们。红军家属生病有困难,长冈乡政府从消费合作社中借出本钱,组织几个群众运销粮食,赚了一些钱接济他们。车岭脑村农民刘长秀因丈夫和儿子先后当红军,家中缺少劳力而缺粮,村代表主任万必才闻讯立即背了一斗多米前往救济。兴国县长冈乡樟树塘有一座小木桥,因横栓断裂,行人过桥时会发生摇晃,乡苏主席谢昌宝就立即带领钟凤珠等人将它修好。1933年5月,上杭县上村、障云两乡发生饥荒,区苏维埃政府立即组织全区各乡粮食调剂局合力救助。像这样的例子,在苏区几乎到处都是。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能使农民深受感动。那些受够了封建地主当权者欺压剥削的贫苦农民们,得到苏维埃干部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怎么不会由衷地感叹“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⑯]

    正因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苏区群众才那么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这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必然结果。

    (三)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重要体现。苏区斗时期,处于战争年代,加上国民党经济封锁,物质生活艰苦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苏区干部与群众一起,艰苦与共,患难相依,经常以红薯、青菜充饥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布匹匮乏,衣着紧张,寒冬腊月,很多人身穿单衣。没有盐吃,只好发动群众收集老墙土、地脚泥,弄到锅头里熬硝盐,又苦又涩,难以下咽。长时间吃不到肉食品,菜碗里看不到油花。为了节约粮食和经费支援前线,苏区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开展轰轰烈烈的节约运动。仅1934年5月至9月,中央各部、委机关就节约经费130万元以上。为了节约经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和中央土地部副部长胡海等高级领导干部,带头不要公家发伙食费,自己从家中背米到机关吃。在他们的带动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都自觉地回家背米背菜吃。“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但是,艰苦难不倒共产党人,难不倒苏区军民。面对如此菲薄的物质生活和艰苦的斗争,全体党员、干部,全体人民群众,没有怨言,没有灰心,而是时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坚信困难一定会过去,革命一定能成功。“物到极时众必变”,“严冬过尽绽春蕾”。

    苏区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还体现在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和苏区各项事业的创建发展上。赣南、闽西本是个偏僻闭塞、经济社会落后的山区。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经过4年的艰苦奋斗,就在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地区,开辟创建了一个有8万多平方公里、450余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苏区的工农业生产、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无不是在条件极差、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各级干部,自觉地保持了廉洁奉公的优秀品格。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⑰]

    (四)模范带头,争创一流。苏区干部都具有争创“第一等工作”的进取精神。

    表现最突出的是兴国县苏区的干部、党员。他们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奋力拼搏,在扩大红军、支援前线、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推销公债、粮食动员、合作社运动、节约运动、生产运动和教育工作等十个方面,都成为苏区的模范,成为苏区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典型。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表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⑱]

    毛泽东还题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字,赠送给兴国的同志们,以资鼓励。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的干部,都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成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⑲],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特别表扬。毛泽东号召全苏区都要向这些先进典型学习,“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⑳]

    除了模范兴国县、模范长冈乡和才溪乡外,中央苏区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各方面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先进模范。它们中有:扩红模范瑞金县,春耕模范瑞金武阳区和石水乡,模范消费合作社——瑞金壬田区消费合作社、兴国上社区消费合作社、瑞金武阳区石水乡消费合作社、胜利县消费合作社、上杭县才溪区消费合作社,模范党支部——兴国县高兴区黄岭乡党支部、胜利县平安区党支部,等等。

    苏区的党员干部,在各项工作中都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处处为群众作出表率。以扩大红军为例。1932年10月20日至12月20日两个月内,据于都、宁都、兴国等9个县统计,报名参加红军的共有8977人,其中党团员就有4133名,占总数的48%。1933年5月,兴国县模范师5600余人集体报名参加红军上前线。这个轰动全中央苏区的先进典型,就是在该师党团员和各级干部的带动下涌现出来的。到了1934年春夏间,由于前线反“围剿”战争形势日益紧张,红军急需大量兵员补充,可是后方的青壮年却越来越少,扩大红军工作遇到了困难。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扩大红军任务,带动群众参军,于都、瑞金等县有不少区、乡党政组织的全体党员、干部,都集体报名参加红军,上级党组织不得不动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留在地方工作。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各县都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报名当红军的动人情景。瑞金县下肖区还有一家8兄弟全部都参加了红军。在支援前线、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发展生产、购买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创办合作社等等方面,苏区党员干部无不走在前头,为群众做表率。兴国县苏区党员干部创造了“十带头”的好风尚,即: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

    上面所述就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丰富内涵。不可否认,中央苏区时期,党内和一部分苏区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浪费等不良作风。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讥讽毛泽东等所倡导的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对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干部给以批判打击。他们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照搬照套苏俄经验和做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推行一整套“左”倾错误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央苏区斗争受到严重影响,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不良作风,并不能代表苏区干部作风的全部,也不是苏区干部作风的主流,它只是一段时期内、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即使是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严重的同志,也同样与广大干部一样艰苦节俭,值得赞许。苏区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浪费等不良风气,最终还是被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苏区干部的好作风所战胜。

    二、“苏区干部好作风”得以形成的原因

    要大力宣传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就必须研究苏区干部好作风为什么能在中央苏区这块红色土壤中孕育形成。笔者以为,苏区干部好作风得以在中央苏区这块红色土壤中孕育形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苏区干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无产阶级价值观、人生观的牢固树立,使好作风的形成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精神支柱。苏区各级党组织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逐步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树立起为人类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苏区党组织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化的主义就是要把自己溶化在无产阶级中,无产阶级的利害(益)就是自己的利害(益),绝对无个人利益,要与无产阶级同样生活,要说无产阶级痛苦,如自己痛苦一样,应该(使)自己的思想行动,都成了无产阶级思想行动”[21]。苏区党员、干部都知道,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就意味着不能为自己谋私利,而应为穷人谋利益;为了革命,为了群众,为了苏维埃,每个党员、干部要随时准备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广大党员、干部由于灵魂不断得到净化, 他们虽然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妻儿老小,也有个人利益,但是他们头脑中所想的,首先是革命的利益,是群众,是工作,而对个人的利益考虑甚少;每当个人利益与革命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时,都能自觉地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革命事业,宁愿牺牲个人利益,也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种崇高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在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发出耀眼的火花。

    (二)苏区干部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使好作风的形成获得深厚传统文化的支撑。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勤劳、朴素、善良、诚实、忠于职守、克己奉公、乐于助人的美德。中国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是民族的精英。他们在变革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革命洪流中,对反动腐朽的传统制度、陈腐观念和习俗深恶痛绝,敢于将它们砸得粉碎。但是,他们并不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只是摒弃民族传统中的腐朽思想和陈规陋习,而将民族美德和优良传统继承过来,使之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融合一起,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崭新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使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具有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可以说,缺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苏区干部好作风是难以形成的。

    (三)苏区民主政治和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督制度的建立,使好作风的形成获得了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应该肯定,中央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骨干中坚,他们中绝大多数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很高的觉悟,在革命斗争和各项工作中舍生忘死,艰苦奋斗,甘当人民公仆,努力开启人民政权一代新风。但是,也必须指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毕竟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不可能不带有旧社会传统陋习的痕迹;党和苏维埃的各级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也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固有的狭隘、自私、保守等特性,或多或少都会被带到党和苏维埃政府中来;与此同时,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和利用旧思想旧传统腐蚀新生的红色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由于这种种原因的诱发,在苏维埃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诸如******、浪费、渎职******等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作风,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和表现出来。针对这些问题,党和苏维埃政府在马列主义人民政权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立和推进苏区的民主政治,建立一整套权威高效的民主监督体制机制,从而使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有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中央苏区的民主政治不仅具有形式,而且有实际内容。苏维埃宪法规定,苏维埃国家由工农兵劳苦群众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选民对于不称职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随时可以提出质询;代表犯有重大错误的,只要选民10人以上提议经半数以上选民同意,即可撤消其代表资格,或由代表会议通过开除之。1933年冬上杭县下才溪乡选举时,选民们在事先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下面,注了“好”“不好”“官僚”等很多意见,结果73名前任代表中有23名在选举中落选,而另外选举了那些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人为乡苏维埃代表。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使苏维埃各级干部都能密切联系群众,受到群众监督。

    苏区对党政机关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民主监督制度,包括法制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方面。

    法制监督是保证干部作风的重要环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12月15日发布了《关于惩治******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严格规定: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公款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公款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并且规定:触犯以上刑律的人员,还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没之公款;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论罪,照以上条律处治;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这一法令的颁布,为司法机关对************犯罪的审判量刑,制定了法律依据,使惩治************行为有法可依。苏区各级司法机关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及时侦查和审判有关************案件。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同************现象展开坚决斗争,如:1933年秋冬间,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利用负责建筑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工程之机,******公款二百四十六元七角,事发后又偷开路条企图逃跑投敌。而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作为其上级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管理疏漏,造成大量公款浪费,对左祥云******逃跑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中央工农检查部发现这一问题后,及时查处,经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左祥云被处以死刑,徐毅处以六年监禁,赵宝成处以罚苦工一年,其他涉案人员也分别受到处罚。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查部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对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检查、审计时,发现该部会计科长唐仁达******公款二千余元。苏维埃最高法庭也依法判处其死刑。1934年2、3月间,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又亲率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查处了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和县苏政府军事部长刘仕祥等集体******案。苏维埃法庭依法判处刘仕祥等5名******犯罪分子死刑;判处熊仙璧监禁一年、剥夺公民权利一年,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其所任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于都县委书记刘洪青等领导干部违背党的原则,挪用公款经商牟私,也被撤销职务。这些大案要案的查处,有力地促进了苏区反腐倡廉斗争深入开展,有效遏制了苏区************现象的滋生。

    党政监督包括党内监督和政府监督。党内监督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各种消极******思想和行为一露头,就受到党内批评,使之消灭在萌芽状态,难以滋生蔓延。二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充分发挥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行为的遏制抨击作用。苏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有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级监察委员会。政府监督,也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内成立工农检察部,作为政府的工作机关,专门负责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监督。政府监督的另一方面,就是上级政府机关不定期地派出巡视员或检查团,对下级政府工作机关实行工作指导和检查。

    审计监督实质上也是政府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门在经济领域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国家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监督,以堵塞******浪费漏洞、防止************现象发生的有力措施之一。临时中央政府在1933年冬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之一。1934年2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将中央审计委员会提升为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间中央苏区查处的许多******浪费案件,都是中央审计委员会通过审计有关财务帐目发现和揭露出来的。

    舆论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措施之一。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并充分发挥苏区各级报刊在反腐倡廉方面的舆论监督作用。如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从1932年3月开始,就辟有“突击队”专栏,专门揭露批评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浪费等消极******的现象。后来,《红色中华》报还增辟“红板”“黑板”等专栏,在“红板”中刊登表扬稿件,在“黑板”中刊登批评稿件。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辟有“铁锤”专栏,专门批评红军部队和军事机关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和作风。《红星》报还辟有“自我批评”专栏。一些被打了“铁锤”的单位和个人,都迅速给《红星》编辑部写出自我批评稿件。共青团中央局主办的《青年实话》,辟有“轻骑队”专栏。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主办的《苏区工人》,辟有“批评与指导”“反对******腐化”专栏。其他许多报刊,也都辟有各种批评专栏。这样,就使苏区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处于强大的舆论监督之下,难有藏身之地。苏区各类传播媒体的舆论监督,得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与保护。

    群众监督的威力也是很大的。中央苏区党和政府根据苏维埃宪法大纲,创造各种条件倡导苏维埃公民对苏区党政工作人员实行民主监督。如对不称职的代表,选民们有权将他们撤换、召回;为让工农群众充分行使监督权利,苏维埃政府在工农检查部设立控告局,专门接受和处理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工作人员******浪费、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检举揭发控告;工农检查部在各国家机关、企业、工厂、作坊、矿山、学校、社会团体、街道、村落中,建立了不脱产的工农通讯员队伍,要求他们经常向各级工农检查部反映情况;工农检查部经常组织不脱产的突击队,共青团组织也组织了轻骑队,经常对国家机关、国家企业事业单位贯彻执行苏维埃政纲情况、工作计划实施情况、官僚主义、腐化、******现象等,进行明察暗访、突击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向工农检查部汇报。大量事实表明,中央苏区在反腐倡廉斗争中发挥群众监督,既有力度又卓有成效。

    (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好作风的形成有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创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始终将党风建设和干部作风建设,置于事关革命成败的高度,予以重视,严格要求。他们也十分注意率先垂范,为苏区干部作风建设作出榜样。

    红军统帅、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严于律己,从不特殊,生活非常俭朴。他率军行动指挥作战时,常常将坐骑让給红军伤病员乘用,自己与红军官兵一起爬山越岭,徒步行军。他爱夜晚工作,按规定菜油灯可点三根灯芯,可他始终只点一根灯芯,而且每晚都工作到深夜甚至次日凌晨。因此常常来不及吃早饭就出发,空肚行军。警卫员只好給他带上一包饭菜,待到部队休息时才吃冷饭冷菜。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说:“主席也是饿过肚子的”,“每月只吃二十五斤糙米”。毛泽东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轻易不让供给部门給自己添新衣。对于红军纪律,毛泽东更是带头执行。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至今保留着一册记载毛泽东照章交纳伙食费的帐本。毛泽东更不随便接受群众的礼物。1932年春他在瑞金叶坪附近的东华山寺庙养病,附近老表送来几只鸡慰问。吴吉清说什么也不敢收下,老表不肯走,最后吴吉清只好按市价付钱。此事被毛泽东发现问清经过后,才算了事。毛泽东有吸烟、吃辣的嗜好,却从不因这些嗜好而破坏群众纪律,搞特殊化。

    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他忠厚朴实。只要别人不介绍,不熟悉他的人谁也不知他是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因为他在红军队伍中一点也不特殊、不显眼,在中央苏区到处流传着老百姓找朱德找错人的故事。他爱兵如子,爱民如子。对红军纪律带头模范执行。

    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他当年的警卫员郭应春回忆他在福建建宁前线的工作、生活时,说:“周副主席在建宁,生活很朴素。睡的是门板床,再铺上几把稻草。盖的是一条很旧的灰毛毯。”“床上没有枕头,就拣了一块砖头垫上。”“洗面没有毛巾,用一块破布抹一下”“有时用手脸伏在水里一抹就算了”。“打仗缴来的战利品,我们想多照顾一下周副主席的生活,他都不要,都说归公,给我干什么?”[22]在苏区时,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部队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钱盐。周恩来与大家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长期的劳累,加上没有盐吃,他身体虚弱,浑身无力。警卫员卢正标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将周副主席的健康状况向司务长作了汇报。司务长决定瞒着周副主席,在为他炒的菜里偷偷多放了一点盐。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卢正标说:“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爱护,我从心里感激!可是我不要特殊照顾。”卢正标辩解道:“可你是首长啊!”周恩来说:“不错,我是个领导干部,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并说:“小卢,你也是共产党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你将来也要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我们都要记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职务多高,他都应该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只有为人民多做工作的义务,决没有向人民索取多一些享受的特权。明白了吗?”[23]卢正标被说服了,他再也不敢叫司务长偷偷給周副主席菜里加盐了。周恩来的崇高品质,由此可见一斑。

    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彭德怀、邓颖超等领导同志,无不带头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苏区军民作出表率。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有了光辉的榜样。

    三、苏区干部好作风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历史启示

    党风建设和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和人民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和战斗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等同志,都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一再强调要发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今,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时期。时代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多彩了,道德观念、精神风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千变万变,党的光荣传统不能丢,党的优良作风不能变。大力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何才能使苏区干部好作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大放异彩?我们可以从苏区干部好作风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这就是:对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弘扬,永远都不能放弃;民主政治和党内外民主监督体制的建设与落实,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弱化。

    当然,我们今天讲继承和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并非提倡人们重新“穿草鞋”、“提灯笼”,吃草根树皮,并非提倡人们不计报酬,不拿工资,并非一概反对商品价值观念。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许多具体表现形式,确实已不适合今天的时代,需要扬弃,需要与时俱进。但是,其所反映的革命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抛弃的。苏区干部的那种精、气、神,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当前,以胡******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大力推进执政为民、关注民生、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理念,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种良好风气。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总书记再次强调:各级干部都要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以求真务实作风推进各项工作,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要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要倡导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奢侈浪费;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就是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对弘扬包括苏区干部好作风在内的党的优良传统而提出的具体要求,既与时俱进,又切实可行,所有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当需身体力行。

     

    本文为2007年11月16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

    苏区精神研讨会专家论文,略有删节;作者凌步机时任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调研员、副主任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02页。

    [] 《红色中华》(第232期),1934911

    []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页。

    []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28429页。

    []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页。

    []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页。

    [] 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红色中华》(1934911)(第232期),第3版。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41页。

    [21] 中共赣西南特委:《入党须知》(19308月)。

    [22]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23] 《伟人风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8页。